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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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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天华 来源:中国当代教育科研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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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从《桃花源记》这篇文辞优美的文章中看到陶渊明的思想对人类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艺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时空转换,通过数代人的努力,从另一个角度看,陶渊明的思想、价值,都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在新一代集体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正带领人民群众用大手笔勾画另一幅新的人 间美好生活—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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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从《桃花源记》这篇文辞优美的文章中看到陶渊明的思想对人类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艺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时空转换,通过数代人的努力,从另一个角度看,陶渊明的思想、价值,都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在新一代集体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正带领人民群众用大手笔勾画另一幅新的人 间美好生活—世外桃源。 笔者从读初中时就接触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且熟读成诵,从参加工作至今,从教 数年,经历了无论是老教材还是新教材的多次删减,无论是苏教版还是人教版都保留了《桃花源记》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该文不但文辞优美,而且成为久读不衰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文。桃源里的人没有虚伪的人情世故,而是热情好客、生活味、人情味都很浓厚。无论从时空还是政治上都具有深远意义。 堪称“田园诗人”的陶渊明,生于东晋末期,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由于当时政治黑暗,使他愤世嫉俗,于是躬耕自居。在他躬耕自居日子,也给他创造同农民广泛接触的机会, 这就使他爱上了田园生活。他对山水田园的热爱、对山水田园诗的钟情,以及他特有的不愿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便跃然“田园诗”上了。 《桃花源记》表现了一个诗人明朗清新、朴实自然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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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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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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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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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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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善待厨师/陶渊明的红颜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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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来源:保健俱乐部·养生保健指南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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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文/睿雪 明朝洪武帝朱元璋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风阳祖陵后,在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帝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我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23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朱元璋为什么对将帅十分严厉,却善待厨师呢?这既可以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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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文/睿雪 明朝洪武帝朱元璋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风阳祖陵后,在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帝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我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23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朱元璋为什么对将帅十分严厉,却善待厨师呢?这既可以作政治学的分析,也可以作管理学的分析。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贫农出身的皇帝。年幼时家里很穷,他很小就为地主放牛,从来没吃过好东西。有一年,凤阳遭大灾,朱元璋的父母、兄嫂都因饥饿相继死去,他则成了孤儿,便到家乡附近的皇觉寺里出家,当了小和尚。灾年的寺庙,生活也很艰难,朱元璋入寺没几天,就被派出去化缘。化缘就是乞讨,只不过听起来文雅点。平常光景,乞讨的日子都不好过,何况是灾年。朱元璋在淮北大地上饱一顿、饥一顿地挨了三年,其间的辛酸苦辣难以言尽。有一次,朱元璋已经几天没讨到吃的东西了,他强打着精神一步挨一步地向前挪动着虚弱的身子,希望能讨得一星半点吃的。好不容易移到一家饭庄前,刚要张口乞讨,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饭店的门口。饭店老板是个善良的人,端来了饭,并拿来本店的看家菜酿豆腐。朱元璋看见就吃,也顾不上念阿弥陀佛了,恨不得连碗都一口吞下去。一阵风卷残云,朱元璋把端来的东西吃得千干净净。这顿饭对朱元璋来说可谓是救命饭。 朱元璋千恩万谢地离开饭店后,走在路上的朱元璋想:这酿豆腐怎么这样好吃,天下大概没有什么比得上酿豆腐了。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经常吃到山珍海味,但对凤阳的酿豆腐却始终难忘。不久,他把家乡做酿豆腐的厨师接到宫廷的御膳房来,专门为自己做这道菜。 有长期挨饿经历的朱元璋好吃,好吃的皇帝善待好厨师,并不难理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能够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诗人,应该感谢夫人翟氏,她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如果遇到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为了荣华富贵,非让他做官不可,陶渊明的人生恐怕就要彻底改写了。 陶渊明身在乡野,诗歌中鲜见激情,心静如水。难怪在南朝梁代昭明太子前,几乎无人推崇他的诗歌。钟嵘《诗品》将其置为中品,大评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只字不提陶渊明。 不过,陶渊明仍可算是幸运儿——生有红颜,死逢知己。红颜当然是他的妻子翟氏,这死后知己首推昭明太子。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昭明太子,陶渊明很可能就被埋没了——历史上,我们埋没了多少“金子”啊! 昭明太子生性淡泊,喜爱山水,故而为陶氏平和、淡然的诗歌所感染。他为陶渊明摇旗呐喊,不仅写了《陶渊明集序》,还写了《陶渊明传》。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 因为昭明太子的推崇,才使得陶渊明之大名为世人所知。 其后,北齐杨休之又编了十卷本《陶渊明集》。 到了北宋,陶渊明更是备受尊崇。大诗人苏轼说自己“独好渊明之诗”,甚至将陶渊明凌驾于李杜之上。 这或许也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