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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