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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文学思想与东晋文坛
- 作者： 刘爱莲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陶渊明文学思想 融合儒道 比兴 东晋文坛 情志
- 描述：陶渊明并无专门的文艺论著,他的文学思想,散见在他的一些诗文的片断中,这些片断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他的文艺观；另外,他的诗文中所时时流露出的创作倾向,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体现出其文学思想的精华。这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链条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然而,一方面,陶学界有关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研究不多
- 全文：文学中注入自己真实的个性和真挚的情感,其文学理想是追求率真、自然、冲淡的美。另外,陶渊明在贫穷状态下从容不迫地生活和创作,相对于东晋士族文士们刻意地潇洒风流来说是真正的高贵和大气。第二章“陶渊明重‘比兴
- 退溪李滉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
- 作者： 孟群 来源：延边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汉诗 李滉 陶渊明 国文诗
- 描述：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获得世界声誉的诗人。李混是朝鲜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在韩国哲学思想史及韩国汉文学史上具有深刻影响。李混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他积极接受陶渊明诗歌密不可分,而陶渊明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及韩国汉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李混对陶渊明诗
- 全文：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获得世界声誉的诗人。李混是朝鲜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在韩国哲学思想史及韩国汉文学史上具有深刻影响。李混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他积极接受陶渊明诗歌密不可分,而陶渊明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及韩国汉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李混对陶渊明诗歌作品的接受与运用进行比较、探讨陶渊明与李滉诗歌作品的思想内涵,并从接受美学角度发掘陶渊明与李混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而更加深刻的理解李混诗歌作品,为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和中国陶渊明的研究提供借鉴。本论文有比较文学理论为依据,以李混对陶渊明文学接受的不同角度加以论述。首先,考察了两人的时代背景、生平、文学思想、文学史上地位的异同,揭示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动态和现状,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对李混接受陶渊明文学的途径进行了研究。朝鲜朝前期“朱熹热”使其著作和诗篇大量传入韩国,引起了文坛上效陶慕陶的风潮。且这一时期大量地出版了陶渊明文集。李混生活在朝鲜朝中期,社会动荡,党争士祸连绵不断。“陶渊明五仕五隐,李混三仕三隐”,陶渊明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高尚人格为舛劫多难的李混点亮了人生的启明灯。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为李混积极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外部条件。第三,探讨了李滉汉诗作品中陶渊明文学的影响。李混所创作的2000多首汉诗中有76首直接显示了陶渊明文学的痕迹,120多首诗间接地表达出了陶渊明精神。又李混诗中运用了“虎溪三笑”等与陶渊明相关的典故,表达了崇尚儒教、向往陶渊明隐逸生活的观点。李混汉诗作品表达了陶渊明的隐士精神和沉醉精神。第四,研究分析李混国文作品中陶渊明文学的影响。李混国文代表作《陶山十二曲》在形式上模仿了朱熹的《武夷棹歌》,而朱熹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陶渊明的。李混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在每首时调的初章和中章以平淡、通俗、质朴的语言体现出了陶渊明物我两忘的境界,终章表达了育人育才、忧国忠君的儒家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滉国文创作的艺术特点。最后,综合以上有关李混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陶渊明诗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是中朝文学交流的一个缩影,其中李混诗歌作品再现了陶渊明诗歌的境界和神韵。有关李混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研究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 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之比较研究
- 作者： 杨松冀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比较 陶诗 和陶诗
- 描述：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
- 全文：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精神无所止泊灵魂无所皈依的现代人，提供艺术的熏陶与生命的启示。 本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十一节组成。 第一章是诗源篇，这部分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从拟陶、效陶、和陶三个方面讨论了陶渊明作品的接受史，其中拟陶诗的代表诗人有鲍照、江淹、梅尧臣等，效陶诗的代表诗人有崔颢、韦应物、白居易以及乾隆皇帝等，在所有拟陶、效陶诗人中，当以白居易成就最为突出。专力和陶，始自苏轼，苏轼也是和陶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诗人。自苏轼后，和陶成风，代不乏人。成就突出者，宋代还有苏辙、李纲、吴芾，元代有刘因、戴良、郝经，金国有赵秉文，明代有李贤、陈良谟、祝枝山，清代有姚椿、钱陆灿、孔继嵘、舒梦兰，等等。明清两代和陶者众多，和陶诗作也很多，由于文献整理工作的跟不上，故很难对和陶诗的情况作更为详尽的统计与研究。第二，主要研究了苏轼和陶诗的情况，其实追和古人之作早已有之，第一个作和陶诗的诗人也并非苏轼而是北宋诗人胡宿，苏轼只能算作第一个大规模追和古人的诗人；其和陶诗的准确数目应该是108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09首或124首等；苏轼和陶诗主要以四种形式流传下来：一是单行本《和陶诗》集，二是苏轼诗文集中之和陶诗，三是笺注本东坡和陶集，四是诗话本和陶诗；现存的最好的版本当是北宋末年的“黄州刊本”，共四卷，存诗45题109首，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一篇。 第二章诗艺篇，分语言和结构两节，具体从炼字、选词、造语、用典以及对偶、句式、篇章等角度对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进行了比较。在炼字上，两位诗人都极为注意健字与活字的锤炼，陶诗炼字重在传神，苏诗炼字重在达意。在选词上，两位诗人趣向基本相同，皆是以单音节词占多数，并都大量运用文言虚词等，体现了一种自由灵活的精神；但苏诗无论是单音节词还是虚词以及总词数上皆多于陶诗，因而，苏诗信息量大，用词更灵活，而陶诗则相对要古朴；在造语上，陶无意为诗，“冲口出常言”而语自孤高；苏轼有意为诗，“诗参活句禅”而语自豪放。在用典上，两人皆擅于用典，且多为“传递性意典”；区别是陶诗多语典而苏诗多事典；陶诗常两句或多句一典，往往借典而抒情说理；而苏诗常是一句一典，往往情理已在所用事典之中。在对偶上，陶诗用对比例高于苏诗，陶诗以言对、正对为主，另还用了一定数量的叠字对、扇对，体现了对对仗艺术的自觉追求；苏诗以反对为多，扇对也多于渊明诗，其对仗艺术刻意求精求变，体现了对偶艺术化的追求。在句式上，论文从语法、节奏、修辞三个方面比较了陶诗与苏轼和诗的句式特点。从语法角度看，两者皆以常式句、两句一意的历时性句式为主，但苏诗句式更复杂多变；节奏上，陶诗以正常节奏为主，苏诗的句子节奏变化多，常出现非常规句子；修辞上，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中用得最多的都是反问辞格，相较而言，苏诗用反问句更多，使用方式更复杂；另渊明还喜用设问辞格而苏轼则喜用拟人与比喻等修辞格；在篇章上，陶诗多层次分明而苏诗多浑成一体，陶诗多一气直下苏诗多转折变化，陶诗多重起结苏诗不拘起结。 第三章诗思篇，此章从构思和表达的角度，比较二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 首先，论文从观物、感事、神思三个方面比较了二者构思之特点，具体而言，陶诗中多以物观物而苏诗多以我观物，陶诗常观物以情苏诗常观物以理；陶诗感事重在所感，苏诗感事重在事理；渊明诗思主要是感性之思与直觉之思，苏轼则是是理性之思与发散之思。 其次，论文从缘情、体物、叙事、说理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诗歌表现手法之特点。在抒情方式上，两位诗人皆是以含蓄蕴藉的表情法为主，陶诗情感较直露真切而苏诗则更含蓄内敛，陶诗往往移情入景借景抒情而苏诗则更多的是触景生情情化为理。在体物方式上，陶诗往往采用意象横向叠加、空间并置的方式而苏诗则往往对意象进行纵向的线性描述方式；陶诗擅于“形”的描绘而苏诗偏重“神”的感知。在叙事方式上，陶诗多平铺直叙苏诗多夹叙夹议，陶诗叙事较完整清晰苏轼叙事简略而富有变化，陶诗叙事见情苏诗叙事见理。在说理方式上，陶诗是以感受领会义理而苏诗是以智识阐发义理；陶诗说理自然平实，诗情哲理融合无痕；而苏诗说理意态纵横有理过其辞之嫌。 第四章诗格篇，此章分二节，第一节论风格，主要就平淡和豪放两种典型风格进行比较论析。第二节为审美鉴赏，通过比较二者诗歌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范畴，探讨他们诗歌的本质区别。 就自然风格而言，首先，两者最主要相似点是诗思运行自然，语词不加雕琢，结构不待安排，全凭神思自运，着手成春，自成文理。陶诗常是诗思与感觉合一，以口头语写眼前景叙心中思，跟着感觉走。苏轼学习模仿陶诗，其自然风格主要表现在其诗歌的“冲口而出，纵手而成”的不待安排上。其次，陶诗更多的是本真的自然，是心之所行的自然，是身之所居的自然，是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结合；而苏诗更多的是心之自然或思之自然，主要是以内在自然为主。 就平淡风格而言，陶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泊；苏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定。陶诗平淡出于自然。苏诗平淡出于才气。陶诗的平淡，是出于其本性的清静自然，也即是出于其内在的自然。另外，陶诗平淡，还来自于其诗歌中所描述的农村生活、田园风物等外在自然。苏诗的平淡是渐老渐熟的平淡，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淡，这种平淡，靠的是诗人的才气与功力。这种平淡，其实只是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平淡，而内在精神气韵上却一点也不平淡 就意象而言，首先，陶诗多自然意象而苏轼和诗多人文意象。自然意象即表现渊明隐居生活的农村田园意象，和陶诗中亦偶能见农居田园生活之意象，然其大多数的意象皆为虚构之象或传统意象即人文意象。其次，陶诗意象常具象征色彩而苏诗意象常带比喻色彩。 就意境而言，能于情景相融相生的意境之中，直接察见诗人的真性情，这即是一种不隔之境界。陶诗与苏诗同为不隔之境，然而，陶诗意境是一种纯出自然的人境交融型的不隔境界，而苏诗的意境则是一种天机自运的天才型的不隔境界。从意境中情与景契合的分量来看，陶诗意境重境的表现，苏诗意境重意理的阐发，故陶诗以境胜而苏诗以意胜。 就韵味而言，陶诗的韵味，主要有两种理解，有以苏轼为代表的“奇趣”说与以范温为代表的“余意”说。陶诗“奇趣”主要表现为“反常合道”之特点。苏诗也有奇趣，但不同于陶诗奇趣源于自然天成的无心之奇，苏诗奇趣是来自于智慧，来自于诗人的天赋诗才。陶诗“余意”亦即是苏轼所言的“至味”，这种“至味”，首先表现在其诗往往能将日常生活诗化，其次还表现在其诗往往常言中含至理。而苏诗之余意韵味，特别是那种能给人以久久品味的“余味”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苏诗有味而乏韵，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苏诗的缺点与不足。 第五章诗道篇，此章分三节，第一节从道统、家国两个方面论述二者的信仰危机，精神家园的丧失；就道统而言，两者分别表现为对所处时代“道丧”与“道裂”的担忧以及他们的维系道统的精神，陶渊明以退居田园安贫固穷精神实践道统精神，苏轼则以著书立说发明正道以维系道统。就家国而言，渊明是弃国而归家，苏轼则是舍家而报国。第二节从人生与人格两个方面，探究比较二者对生命存在的本体追索。在人生认识上，“吾生一尘，寓形空中”是二人对个体生命本质状态的共同认识。渊明的基本人生观是人生如尘、生寓死归，苏轼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为“人生如寄”的寄寓观。“此生泰山重”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他们的共同人生态度。渊明重生主要表现在其注意保养生命上，而苏轼则表现在不杀生、养生修炼栽种果蔬上。在人格上，他们都达至圣者人格，陶渊明表现为清圣人格，苏轼为任圣人格；陶渊明表现为归鸟与菊花之人格象征，苏轼表现为飞鸿与梅花之人格象征。第三节从生命境界与心灵归属两个方面探讨二人精神家园之不同。在生命境界上，两者都已经达至尽性知天委运任化的天地境界，其不同点在于渊明为乐天境界而苏轼为同天境界。在心灵归属上，渊明之故乡田园即是其心灵诗意栖居之地；而苏轼则以心理为本体，心之寸田尺宅即是安顿心灵之处。两位诗人皆为后人设想了一个现实的精神家园，即陶渊明之桃花源与苏轼的仇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