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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生命哲学
作者: 王浦衡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命哲学  陶渊明  生死学 
描述:陶渊明(约365年—427年),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散文家。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田园诗派第一人。在本文第一章中,将着重陈述本文的立意,提出陶渊明所作的田园诗,并非全是纯碎的田园诗,他的大部分诗文中都韵含着对生命哲学感悟和思考。同时简述现代作者对陶渊明诗文及思想的研究成
全文:的介绍,并指出当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
阐释学视角下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
作者: 陈明贵  来源:武汉大学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视阈融合  阐释学  诗歌翻译 
描述:多年以来,国内外翻译界都注重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将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是否对等作为衡量译文好坏的标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研究也遵循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思路,致力于追求诗歌译文和原文在音,形,意等方面的对等。此外,传统诗歌翻译研究对于诗歌是否可译,诗歌(尤指古典诗
全文:多年以来,国内外翻译界都注重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将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是否对等作为衡量译文好坏的标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研究也遵循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思路,致力于追求诗歌译文和原文在音,形,意等方面的对等。此外,传统诗歌翻译研究对于诗歌是否可译,诗歌(尤指古典诗歌)应该被译成自由诗体还是格律诗体等问题争执不休,至今也未达成共识。一方面,传统的诗歌翻译研究由于过于注重翻译技巧的选择和使用,而且所订立的诗歌翻译标准大多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忽视了对历史因素和译者的主观因素的考量,因此其科学性受到很多质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未能从更完整的语境下对翻译过程进行探讨,传统的作者/文本中心翻译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中很多语言之外的现象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阻碍了翻译学科的良性发展。现代阐释学由于其对历史性、译者主体性和读者的接受等问题的关注,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强调了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深化了对翻译研究本质的认识. 作为中国古代诗人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陶渊明以其清新、淳朴的诗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倾倒了无数读者,在我国乃至世界诗坛上均享有崇高的声誉。陶渊明的诗文先后被译成日语,朝鲜语,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本文通过借鉴西方阐释学的若干理论来分析陶渊明诗歌的三个英译本,分别是阿瑟•韦利的译本(1918),方重的译本(1984)和王榕培的译本(2000)。在简要追溯西方阐释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神学阐释学”、“方法论阐释学”和“本体论阐释学”之后,本文详细探讨了阐释学的“效果历史”、“偏见”、和“视阈融合”等核心概念。该理论强调了理解的普遍性,历史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拓展诗歌翻译研究范围,更好促进不同国度间的文化交流。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介绍传统翻译研究,尤其是传统诗歌翻译研究的不足,接着引出阐释学,对其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并阐明了诗歌翻译与阐释学的关系。第二章应用阐释学的相关理论,对陶渊明诗歌的三个译本进行比读研究。首先是对陶渊明的三个译本及其译者进行介绍,然后应用阐释学的“效果历史”和“偏见”核心概念对译文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对阐释学的“视阈融合”这个核心概念对陶渊明诗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将“视阈融合”分为两种:即作者和译者的“视阈融合”和译者和读者的“视阈融合”,最后对如何达到最佳的视阈融合进行了探讨总结.第四章为结论部分,评介了三个译本的得失,指出国内译者应更多关注读者的接受,以翻译出更受读者欢迎的中国诗歌作品。
论陶渊明的生命多重存在及其诗歌艺术的多样性
作者: 段幼平  来源:武汉大学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多重性  陶渊明  生命存在  自然主义  诗歌艺术 
描述:陶渊明最早是通过隐逸和诗文创作两种生命存在方式被后世接受的,人们赞叹、钦羡他真朴远寄、廉深简约的隐逸品格,将之视为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象征;学习模仿他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将之所开创的田园诗歌视为诗歌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正是这种认识定势,使我们忽略了陶渊明身处魏晋生命思潮中,通过从政和哲学思考这两
全文:注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通过情、景、事、理的交融和典故、意象、拟人等手法的运用,以及平淡自然、寄托含蓄、典丽靡、诙谐幽默等多种语言风格的交织、点染,使其诗文呈现出绚烂多姿的艺术特色。所以陶渊明虽然“寂寞身后事”,但他的诗文创作的多样性却成就了他“千秋万岁名”。
没有外物负担又没有心灵负担的境界——读陶渊明《饮酒·其五》《归园田居·其一》
作者:暂无 来源:名作欣赏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描述:【福建】孙绍振 前记:陶渊明《饮酒·其五》有教授认为其主旨是“诗人在美好的大自然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怀,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由衷的热爱”(《名作欣赏》,201 0年第8期,第20页)。此或可作一解。吾则以为,此解尚有深化的余地。 《饮酒·其五》 要真正品出陶诗的纯真韵味来,有
全文:【福建】孙绍振 前记:陶渊明《饮酒·其五》有教授认为其主旨是“诗人在美好的大自然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怀,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由衷的热爱”(《名作欣赏》,201 0年第8期,第20页)。此或可作一解。吾则以为,此解尚有深化的余地。 《饮酒·其五》 要真正品出陶诗的纯真韵味来,有一点要明确:他的诗虽然属于抒情诗,但与一般抒情诗,与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抒情诗不太一样。一般的抒情诗,所抒发的感情往往是强烈的感情,也就是所谓的激情。我们分析过的李白的都是把话说得很绝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也一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翰的《凉州词》更是彻底,连生死都无所谓,只要把酒喝个痛快:“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维《渭城曲》则宣称,喝吧,这是朋友的最后一杯酒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激动的情感都是非常鲜明而强烈的,而陶渊明的诗,则不太相同,好像没有什么激情似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诗人一点也不激动,生活中的一切,他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感情,诗怎么能动人呢?这就有陶渊明的特意了。这种特点,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语言、他的文字,不像一般诗作那样词采华丽,而是相当朴素。中国《诗经》的传统,是讲究比兴的,这里既没有比喻,也没有什么起兴的手法,几乎就是平静的陈述: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是从心理效果上来表现心灵的宁静。为什么把房子建筑在人间,而感受不到车马之喧呢?因为身驱虽然在,但心灵和现实已经拉开了距离。难得的是,这种心理效果,本来有相当不同凡俗的一面,但诗人表现得非常平静。与这种和现实拉开距离的情况相反的是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因为心灵沟通,所以地理距离再远,也不在话下。但是,王勃所抒写的感情是强烈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同病相怜,感动得很,强忍住了眼泪。诗意来自激情。但并不是只有激情,才有诗。另外一种类型的感情,不太激动,感情不强烈,也是诗。陶渊明的诗情就好在刻意营造一种安宁的诗意。这就是陶渊明对中国诗歌史的贡献。对此,朱光潜先生特别欣赏,他甚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看做诗的极境”;当然鲁迅不太同意,但是,过分执著于热烈的情感,是可能导致自我蒙蔽的。 陶渊明不当官,觉得农村的环境令人心情舒畅,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到农村去,虽然“结庐在人境”,把房子建在闹市区,哪怕是南京路、王府井,也听不到汽车的声音。 读这首诗歌,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几个关键词语之间都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形成一种有机的,但是潜在的、隐性的联系。如“庐”,一般的注解就是住宅。如果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就不太懂得诗了。这个字的本义:特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可以意会为简陋的居所。往往和茅草屋顶联系在一起。刘备拜访诸葛亮的住所,就是茅庐。这个“庐”字和后面的“车马”,是对立的。车马,在当时,是很有钱的、地位很高的人家才有的。这里潜在的意味,不是一般的把房子建筑在闹市,而且还有一层意思——住所很简陋,但是,不管多么华贵的车马,就是没有感觉,因为,我心离得很远。“心远”不是人远,事实上,诗里显示的是人是很近的(就在同样的“人境”)。正是由于人近,才显出心远的反衬效果,构成一种非常悠然、飘然、超然的一种境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古名句,品味极高,后世没有争议。但是,好在哪里,历代却说得并不很到位,还有一些争论: “悠然见南山”的“见”,在《文选》《艺文类聚))中曾作“望”,《东坡题跋》对这个“望”字严加批判日:“神气索然矣。”“望南山”和“见南山”,一字之差,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反差?在我看来,“见南山”是无心的,也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云无心以出岫”的“无心”,它暗示诗人悠然、怡然的自由心态。“望南山”就差一点,因为“望”字隐含着主体寻觅的动机。陶诗的特点,随意自如,有心,就是有目的,就不潇洒了,不自由了。 要注意的还有两个意象,一个是“篱”(东篱)一个是“菊”(采菊)。篱和庐相呼应,简陋的居所和朴素的环境,是统一的,和谐的,但是,朴素中有美,这就是菊花。这个意象,有着超越字面的内涵,那就是清高。这种清高,均从“无心”而来。没有自我感觉,没有自我炫耀的意味,而是悠然、淡然、怡然、自然的存在。在陶渊明当年,诗坛上盛行的是华贵之美,华彩的词章配上强烈的感情是一时风气。但是,陶诗开拓的是简朴之美。越是简朴,越是高雅,相反越是华彩,越是热烈,越是低俗。在这里,越是无意,越是自由,也就越是淡泊,而越是有意,感情就越可能强烈、华彩,就可能陷入俗套。 联系到陶氏的《桃花源记》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无意中发现了,留下了惊人的美感,但是,有意去寻找,却没有结果。 就是说,超凡脱俗之美,朴素之美,不能有意寻找,无意的发现,不是有心的追寻,顺带的,瞬时即逝的,飘然的感觉,却是美好的。然而,正是这种瞬时即逝的感觉,一般人没有感觉的感觉,恰恰又被诗人发现了,提醒了,无意中的体悟,体悟深刻化,情感就高雅化了,这是陶渊明的意境。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佳”字,如果在一般诗歌中,可能显得缺乏力度,但是,好就好在这种字不吃力,与前面无意的、恬淡的情感比较统一,比较和谐。如果不是这样,换用强烈情感分量的词语,例如,艳、丽、灿(山气日夕艳,山气日夕丽,山气日夕灿)就不和谐,对悠然的意境就造成破坏性了。“佳”字,虽然是个不太强烈的字眼,但是,其构成的词语,意味却比较隽永。例如佳句、佳作、佳音、佳节、佳境、佳期、佳人、佳丽,都比较含蓄,有着比字面更丰富的意味。 这首诗一共十句,都有叙述的性质,谈不上描写,连个比喻都没有。而中国诗歌向来是讲究比兴的,偏偏陶渊明有这样的气魄,进行一种朴素美感、朴素美文的冒险探索。 朴素,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美的。从字面上孤立起来看,是很平淡的。但是平淡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深沉,主要靠整体结构,各关键语词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和照应,字里行间,默默地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构成一种有机的情感和景物的“场”。太强烈的字眼,和前面悠然的、飘然的心态就不和谐,形不成关联的场,甚至还可能破坏相互关联的场,或者意境。这里所说的意境是内在的、微妙的、若有若无的,它不在语言表层之上,而在话语以下,又在话语之中。 “飞鸟相与还”,也是很平静的、惯常性的景象。《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后面还有一句,“鸟倦飞而知还”,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与诗人一样,是没有特别的动机的。不夸张,不夸耀,不在乎是否有欣赏的目光,甚至不关注是否值得自我欣赏。“此中有真意”,关键词是一个“真”字。世界只有在这样的自然境界里才是真的,人心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由、潇洒的意态中才是真的。不是这样,就是假的。这种境界,妙在是一种全身心的体验,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语言很难直接表述得出来。一旦想用语言来表达,就是有意了,就破坏了自然、自由、自如的心态,其结果,这种有意本身是和自己的本性是矛盾的,故刚刚想说明,却马上把话语全部忘记了。这说明,诗人无心的自由是多么的强大,就是连自己都不能战胜。这种真就是人的本真,就是不但没有外在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的心理负担。进入这种没有自我心理负担的境界,人就真正轻松了,自由了。所以王国维说,“悠然见南山”属于“无我之境也”。而朱光潜不同意: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侏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9页) 实际上,关键不在“有我”与“无我”(从当代文艺理论来说,“无我”,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作者退出作品”、“零度写作”,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这个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心里有没有欲望,欲望就是心里最大的负担,这是要害,没有自己加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就算是有我,也是无我。摆脱不了自己加给自己的负担,就是无我,也是有我。不能摆脱心理负担,就不是真意了;就是不自由,就是假我。这首诗,属于(《饮酒》组诗二十首之五,陶渊明自己在前面有个小序,说: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一赏析陶渊明《杂诗·其-》
作者: 郭艳萍  来源: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描述:杂诗(其一) 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这首诗写在陶渊明的晚年,诗歌虽然字数不多,但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理解。人在晚年,都会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诗人回首自己
全文:杂诗(其一) 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这首诗写在陶渊明的晚年,诗歌虽然字数不多,但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理解。人在晚年,都会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诗人回首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想想自己也曾有远大政治抱负,但因政治黑暗,官场上的几十年,他始终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就如他自己在《归园田居》中写到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尤其是做彭泽县令的八十余日,他看清了腐败的官场,毅然辞官,归隐园田。 人生易老,而陶渊明此时的确已经老了。他大发感慨:“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这四句连用两个比喻,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和陌上微尘,“分散逐风转”,漂泊不定,无依无靠,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内心的悲怆。这正如《古诗十九首》中所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王国维先生也曾说“人生只是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转眼间,年老体弱,自己的人生理想破灭了,与青年相比“此已非常身”,今非昔比,大有“冯唐易老”的感慨。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变化,并没有永恒。悲欢,逆顺,人生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这两句诗写出诗人豪爽的一面,既然仕途坎坷,诗人就把自己满腔的热血给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他将人比为陌上的尘埃,那么人的命运也与之相似,落地就是亲人。人一旦有机会聚在一起,能一起饮酒、情投意合且能一块欣赏大自然的就是“兄弟”,作者在这种幽静恬淡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种生活在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句中就能体现出来。陶渊明这种回归自然的思想,包含着对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他厌弃黑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其实这种生活正让陶渊明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试想,凭他的性格,他难道会屈从于权贵,在豪门盛宴上去和达官贵人周旋吗?还不如在乡野之间和莽夫农人谈论农桑,饮酒共醉,这样的快乐来得更真实。就如庄子在面对楚国使者时所云:“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有这样的句子:“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也表现出了陶渊明喜欢的生活状态。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这两句则是对上两句所述事实的细节化,只要有酒,就聚来邻友相乐。而“得欢当作乐”更表现了诗人在晚年理解出的人生原则,既然人生注定漂泊无定,既然人生之路很难自己把握,既然人生有那么多的坎坷、无奈和不如意,那么,且珍惜短暂的欢乐,有个机会就应该欢乐一下。当然,陶渊明的观点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简单,他是在告诉人们:人生苦短,欢乐不多,所以要抓住哪怕转瞬即逝的快乐。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诗人感叹韶光易逝,这正如庄子所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曾国藩也告诫人们:“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时光一去不复返,往事不会再回头。生命有限,能够把握的,就是自己对时间的支配,而能够更好地支配时间,必须有好的心态。勉励发奋,拓宽生命的宽度。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岳飞曾说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诗后人往往认为是催人奋进,促人向上。但纵观陶渊明的一生经历,恐怕不只这么简单。陶渊明此生最大的遗憾,其实不是简单的不珍惜时间,他更多的惋惜恐怕是“误落尘网中”那段时间,在他看来,那段时间真的是对人生的浪费。所以,他的“及时当勉励”恐怕还有人生路上要找好方向,要在对的时间,在对的事情上花费时间,而不要在错的时间,在错的事情上浪费本来有限的时光。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曾感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已往之不谏”的是浪费在官场中的时间,“来者之可追”的则是身处田园,怡然自乐的时光。“迷途”“昨非”是说自己曾错误地身陷官场,“今是”则是说归隐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再加上他在《归园田居》中的诗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也可以理解到他的思想:只有在官场中的时间才是真正浪费的,也只有在田园中的生活,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可以说,虽然我们并没有和陶渊明相似的经历,但他的人生观对我们还是有很大启迪和帮助的,尤其是在逆境中,读读陶渊明的诗,也许会帮我们找到心灵的宁静与归依。 (郭艳萍 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 064001 )
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作者: 潘多灵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学创作  陶渊明  内心世界  晋宋时期  田园诗歌 
描述: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但是经过接受史的重重堆叠,“经典化”之后的陶渊明呈现出了单一化的形象特征。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单一化的诗人如何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便很可怀疑。 因此本文以大量陶渊明的诗文为佐证,用最直观的方式来亲近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经过细致地分析与归类,发掘陶渊明内心
全文: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但是经过接受史的重重堆叠,“经典化”之后的陶渊明呈现出了单一化的形象特征。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单一化的诗人如何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便很可怀疑。 因此本文以大量陶渊明的诗文为佐证,用最直观的方式来亲近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经过细致地分析与归类,发掘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其内心世界包括以下三组矛盾关系: 一、孤独与自足。孤独是诗人人生旅途中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绪,在孤独中诗人完成了人生智慧的增长与丰富。诗人一面为孤独所苦,另一方面又主动迎接这种普遍情绪的考验,且坚定的以此种方式实践自己对“道”的维护。因此诗人在忍受孤独的同时又努力构建了一个自足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了强烈的自我体认意识,又于此种努力中体现了儒家严肃的自励自省精神。 二、悲凄与放达。陶渊明生于乱世,饱受战乱之苦,穷困、贫病、亲人的先后离世,都使陶渊明在生死问题面前难以释怀。当此时,陶渊明在诗文中直接抒写了自己在死亡面前的忧惧与悲痛,诚实地表现自己的困惑与无奈。另一方面,诗人又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寻找精神的力量以实现放达与快乐。在直面死亡之时,陶渊明时而表现出难以排遣的悲凄,时而又放达如老庄,坚强如孔夫子。 三、痛苦与超脱。一直以知识分子自居的陶渊明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自己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他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陶渊明常常在自省中忍受精神的苦痛。但陶渊明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所要承担的责任感,而是在对痛苦的审视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痛苦的超越。诗人从自然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不断的超越生存与个体精神的苦痛,积极地找寻快乐与希望。 通过对陶渊明诗文的分析和梳理,本文得出了陶渊明内心世界的以上三组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在肯定陶渊明本身的复杂性的前提下,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证明。接下来本文便在第二部分着重论述陶渊明是如何在文学活动中将他矛盾的内心世界外化到诗文中去的。 首先,陶渊明重新发扬了诗歌的抒情传统。陶渊明通过塑造一个矛盾复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来体现其对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东晋玄言诗大行天下的文学背景下,这显示了陶渊明的独立性与勇气。诗人与这个抒情主人公若即若离,用真诚将读者带入到一个高尚深沉的内心世界中去。 其次,陶渊明运用象征的手法,构建了“飞鸟”、“游云”、“孤松”等几个意象,他们与“抒情主人公”相辅相成,展示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之旅。在陶渊明的个性精神的影响下,这些意象表现出生动的内在统一性。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塑造,诗人展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 最后,在极具抒情性的形象与意象之外,陶渊明又用神来之笔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自然”世界,这可以说是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所在。陶渊明达观的接受躬耕生活的贫苦,在朴素的自然观的指引下平等的同大自然进行对话,并通过对大自然内在精神的深刻体会与超越式的审美活动构建了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自然世界。诗人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欢快适意的情感,将自己的情思意志都表现在他的田园诗歌中,营造了一个自足和谐的精神家园。本文着重从“审美活动中主客体的相互独立”和“对主客体关系的共同超越”两个方面来分析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是如何产生的。 经过对陶渊明内心世界复杂性的分析和对陶渊明文学创作活动的总结与归纳,本文完成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展示。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陶渊明放置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在与同时代人的简单比较中显现陶渊明的共性与个性,肯定陶渊明在文学风格上的开创性地位。而后再将陶渊明放置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分析陶渊明其人其文的特殊性与必然性,以此肯定陶渊明思想的价值与地位。由此完成对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系统而有力的证明。 笔者借鉴西方文化的视角,结合陶渊明的写作背景细读其诗作,对陶渊明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挖掘,在诗人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上得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肯定中也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明。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对比研究
作者: 肖光亮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译者中心地位  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生态环境  陶渊明诗歌 
描述: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
全文: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处于主导地位。基 于此理论,通过对比分析陶渊明诗歌的两个译本,本文主要来探讨译者 的中心主导地位及其必要性。 对于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两门语言的差异使之成为一个更 加困难的工作。结果是造成了翻译家和理论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同 时任何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译者中心论也是如此。 所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适应选择论就是译者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在本 文中,作者将进一步探讨译者中心论的有关问题。 以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本文总结了体现译者中心论的主要内容,即, 译者既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一个作者,来选择他的翻译策略。但是以 此同时,译者中心论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地翻译,而是也必须遵循一 定的规则和方法,即侧重“三维”转换:也就是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交 际视点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对原文、原语和译语 所呈现的“世界”、即对翻译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十 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简化一点的 表达式: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另外,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这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 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 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 的“世界”,译者选择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和对译本的最终行文。 译者翻译的好坏可以以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程度来判断:整合适 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最好;反之则最差。 陶渊明一生写了125首诗歌和一些散文,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关于乡 村和田野的。他的诗歌简洁,清新而自然。基本上他是为我们描绘了一 副田野风光和农名生活作息美景。之所以能写出农民的真实感受是因为 他有着相同的经历。陶渊明的诗歌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是在20世纪初期。 阿瑟·伟利在1918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诗170首》。在这本书上,阿瑟·伟 利翻译了陶渊明的12首诗歌。这是陶渊明诗歌最早的英译作品。后来, 汪榕培先生也是陶诗英译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 著名的语言学和词汇学家,更要的是他还是非常闻名的翻译学家。他对 陶渊明诗歌尤其喜欢,并且已经翻译了陶渊明的122首诗歌。迄今为止, 至少有七本陶渊明诗歌的英译本,在本论文中,作者将主要对阿瑟·伟利 和汪榕培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把胡庚申的翻译适 应选择论相关观点应用到陶渊明诗歌的两译本上去对比分析,同时将从 语言视点和文化视点等方面进行转换研究。我们都知道,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扮演着最为活跃和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其处于中心地位。没有了 译者,就没有了整个翻译活动,也不可能产生译本。译者必须充分发挥 其译者中心地位去完全理解原文然后翻译出有效的译文。 因此本文将从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以及交际视点来对比分析陶渊明 诗歌的两个译本。语言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 一)。此诗歌现有至少16种译本,无疑成为了陶渊明诗歌最有名的一首。 文化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责子》,探讨了文化方面转换的问题,比 如“行至学”的翻译。最后交际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饮酒》(其五)。 通过对比分析,从而体现出译者中心地位无处不在。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地位;翻译生态环境;陶渊明诗歌
《贫穷问答歌》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比较研究
作者: 高香玲  来源:苏州大学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山上忆良  贫穷问答歌  陶渊明  咏贫士七首 
描述:《贫穷问答歌》是奈良歌人山上忆良的著名代表作。作品以贫穷为主题,生动描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在风月恋歌盛行的万叶时代,《贫穷问答歌》显示出了与其他和歌迥然不同的显著特征,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咏贫士》七首创作于陶渊明归隐晚期(426年)。诗中,作者描述了归隐后生活的窘困,并借此表达
全文:《贫穷问答歌》是奈良歌人山上忆良的著名代表作。作品以贫穷为主题,生动描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在风月恋歌盛行的万叶时代,《贫穷问答歌》显示出了与其他和歌迥然不同的显著特征,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咏贫士》七首创作于陶渊明归隐晚期(426年)。诗中,作者描述了归隐后生活的窘困,并借此表达了自己以贫傲世、固穷守志、坚决维护贫者尊严的人生态度。同时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固穷守志”这一新主题。在日本文学史上,以咏贫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而在我国,咏贫却是我国东汉以来诗文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因此,《万叶集》研究者认为《贫穷问答歌》的咏贫主题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就中国古典文学与《贫穷问答歌》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土屋文明指出《贫穷问答歌》和束皙《贫家赋》在语言表达上有多处的相似,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对汉文学的直接模仿”。而小岛宪之和辰巳正明则认为《贫穷问答歌》在问答形式的选择上与杨雄《逐贫赋》颇为相似。此外,菊池英夫、山口博等研究者则将目光投向敦煌出土的《王梵志诗集》,认为《贫穷问答歌》与《王梵志诗集》中《贫穷田舍汉》一诗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形式、表达上都极为相似,《贫穷田舍汉》才是《贫穷问答歌》的影响之源。而中西进、小岛宪之、西乡信纲、杉本行夫等通过二者在遣词用句、主题选择、人物设置等方面的相似研究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在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影响下创作的。对此,大矢根次郎、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则从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差异等方面出发,认为《陶渊明集》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存在,并且二者虽然都属于咏贫类型诗作,但表达思想差异很大,从而否定了前述观点。本文中,笔者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整体上考察作家的人生时代背景,并从作品的选词用字、人物设置、主题、艺术手法及行文结构、表达思想等各方面入手,对《贫穷问答歌》和《咏贫士》七首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得出《贫穷问答歌》与《咏贫士》七首作为咏贫文学作品,确实在遣词用句、主题选择、人物设置上有其相似之处,但是这是两者在选择同一个咏贫主题的前提下的相似,是表面的相似。中国其他咏贫文学中也可以见到这些相似,因此并不能因此判断《咏贫士》七首是《贫穷问答歌》的影响来源。此外,《贫穷问答歌》采用独特的问答形式、表达直抒胸臆,临场感十足。这与《咏贫士》结构上采用组诗的巧妙衔接以及表达采用隐喻等手法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作品的表达思想差距很大。一个是反应社会现实之作,一个更多的是自身情感的宣泄。因此,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中虽然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痕迹,但是,其影响来源并不确定。可能是某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可能是若干文学作品整体影响的结果。此外,《贫穷问答歌》结构形式独特,表达思想深刻,艺术手法采用山上忆良惯有的写实风格。所以,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并不是《咏贫士》的模仿之作。相反,《贫穷问答歌》有着与《咏贫士》七首不同的独特的文学与艺术魅力,是山上忆良在自己的深厚汉文学造诣基础上的独立创作。其一,从作者的人生时代背景来看,作者的社会身份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咏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贫穷问答歌》创作于山上忆良出任筑前守之时,国守之职在当时的日本主要是安抚百姓、劝课农桑,同时向上级提出建议。《贫穷问答歌》作于山上忆良离任返京之前,虽然是他对人民疾苦的亲身体验,却也是上达视听,巩固统治的改良建议。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作于其归隐后。此时,陶渊明已经认清了腐朽的政局,明白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因此他的诗作与社会现实无关。是他个人情感的宣泄,目的是坚定自己在困窘生活状态下的归隐之心,表达固穷守志的人生态度。其二,在遣词用句上,《贫穷问答歌》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虽然有十几处相似,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相似并不偶然,在其他中国咏贫作品中,这种相似并不少见。既然两者选择同一主题,选用语言相似就在所难免,所以不能因此就判定山上忆良对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借鉴关系。其三,在人物设置上,《贫穷问答歌》的“问”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都设定了饥寒交迫的场景下的贫士形象。这点十分相似。然而,《贫穷问答歌》采用“问答”的形式,在“答”中,山上忆良塑造了生活更为凄惨的农夫形象,且其重点在后者,即农夫的描写上,贫士形象在此是为了更有层次的突出后者。因此,此处的贫士形象虽然相似,其设定目的却不相同。其四,在咏贫主题上,两者都一致的以贫苦生活为描述对象。咏贫主题在日本极为罕见。因此,山上忆良在咏贫主题的选择上,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可能性确实很大。然而,陶渊明的贫穷生活描述只是涉及《咏贫士》组诗中的少部分诗作,组诗整体是言志而不是咏贫,因此,《贫穷问答歌》主题选择来源于《咏贫士》七首的说法缺少依据。其五,《贫穷问答歌》与《咏贫士》七首表达的思想完全不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贫士虽然生活窘迫,却不是如魏晋诗人一样的哭穷,而是“安贫乐道”与“君子固穷”观念的形象化,为的是表现作者的个人人生观念。而《贫穷问答歌》对贫困生活的描述则是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统治阶级的控诉,代表的是对广大的贫苦百姓的同情。其六,在艺术手法上,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采用写实手法,通过对话的形式和直接的情景描绘文士与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咏贫士》七首则多用隐喻,表达作者知音不存、壮志不展、隐居以守志的无奈。其次,在结构上,《贫穷问答歌》采用问答形式,一问一答附上反歌,层层递进。而《咏贫士》七首组诗形式,衔接灵巧,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贫穷问答歌》与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虽然存在先行研究中学者指出的遣词用字、主题选择、人物设置上的相似,却不是对《咏贫士》七首简单的借鉴。这些相似只是表面的相似,是中国咏贫作品中常见的相似。不能由此片面的肯定《咏贫士》七首对《贫穷问答歌》的影响关系。在行文结构、艺术手法、表达思想上,《贫穷问答歌》有着与《咏贫士》七首迥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因此,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山上忆良基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之作,有着其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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