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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 没有外物负担又没有心灵负担的境界——读陶渊明《饮酒·其五》《归园田居·其一》
- 作者：暂无 来源：名作欣赏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福建】孙绍振 前记：陶渊明《饮酒·其五》有教授认为其主旨是“诗人在美好的大自然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怀，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由衷的热爱”（《名作欣赏》，201 0年第8期，第20页）。此或可作一解。吾则以为，此解尚有深化的余地。 《饮酒·其五》 要真正品出陶诗的纯真韵味来，有
- 全文：【福建】孙绍振 前记：陶渊明《饮酒·其五》有教授认为其主旨是“诗人在美好的大自然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怀，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由衷的热爱”（《名作欣赏》，201 0年第8期，第20页）。此或可作一解。吾则以为，此解尚有深化的余地。 《饮酒·其五》 要真正品出陶诗的纯真韵味来，有一点要明确：他的诗虽然属于抒情诗，但与一般抒情诗，与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抒情诗不太一样。一般的抒情诗，所抒发的感情往往是强烈的感情，也就是所谓的激情。我们分析过的李白的都是把话说得很绝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也一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翰的《凉州词》更是彻底，连生死都无所谓，只要把酒喝个痛快：“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维《渭城曲》则宣称，喝吧，这是朋友的最后一杯酒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激动的情感都是非常鲜明而强烈的，而陶渊明的诗，则不太相同，好像没有什么激情似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诗人一点也不激动，生活中的一切，他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感情，诗怎么能动人呢？这就有陶渊明的特意了。这种特点，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语言、他的文字，不像一般诗作那样词采华丽，而是相当朴素。中国《诗经》的传统，是讲究比兴的，这里既没有比喻，也没有什么起兴的手法，几乎就是平静的陈述：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是从心理效果上来表现心灵的宁静。为什么把房子建筑在人间，而感受不到车马之喧呢？因为身驱虽然在，但心灵和现实已经拉开了距离。难得的是，这种心理效果，本来有相当不同凡俗的一面，但诗人表现得非常平静。与这种和现实拉开距离的情况相反的是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因为心灵沟通，所以地理距离再远，也不在话下。但是，王勃所抒写的感情是强烈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同病相怜，感动得很，强忍住了眼泪。诗意来自激情。但并不是只有激情，才有诗。另外一种类型的感情，不太激动，感情不强烈，也是诗。陶渊明的诗情就好在刻意营造一种安宁的诗意。这就是陶渊明对中国诗歌史的贡献。对此，朱光潜先生特别欣赏，他甚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看做诗的极境”；当然鲁迅不太同意，但是，过分执著于热烈的情感，是可能导致自我蒙蔽的。 陶渊明不当官，觉得农村的环境令人心情舒畅，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到农村去，虽然“结庐在人境”，把房子建在闹市区，哪怕是南京路、王府井，也听不到汽车的声音。 读这首诗歌，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几个关键词语之间都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形成一种有机的，但是潜在的、隐性的联系。如“庐”，一般的注解就是住宅。如果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就不太懂得诗了。这个字的本义：特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可以意会为简陋的居所。往往和茅草屋顶联系在一起。刘备拜访诸葛亮的住所，就是茅庐。这个“庐”字和后面的“车马”，是对立的。车马，在当时，是很有钱的、地位很高的人家才有的。这里潜在的意味，不是一般的把房子建筑在闹市，而且还有一层意思——住所很简陋，但是，不管多么华贵的车马，就是没有感觉，因为，我心离得很远。“心远”不是人远，事实上，诗里显示的是人是很近的（就在同样的“人境”）。正是由于人近，才显出心远的反衬效果，构成一种非常悠然、飘然、超然的一种境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古名句，品味极高，后世没有争议。但是，好在哪里，历代却说得并不很到位，还有一些争论： “悠然见南山”的“见”，在《文选》《艺文类聚））中曾作“望”，《东坡题跋》对这个“望”字严加批判日：“神气索然矣。”“望南山”和“见南山”，一字之差，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反差？在我看来，“见南山”是无心的，也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云无心以出岫”的“无心”，它暗示诗人悠然、怡然的自由心态。“望南山”就差一点，因为“望”字隐含着主体寻觅的动机。陶诗的特点，随意自如，有心，就是有目的，就不潇洒了，不自由了。 要注意的还有两个意象，一个是“篱”（东篱）一个是“菊”（采菊）。篱和庐相呼应，简陋的居所和朴素的环境，是统一的，和谐的，但是，朴素中有美，这就是菊花。这个意象，有着超越字面的内涵，那就是清高。这种清高，均从“无心”而来。没有自我感觉，没有自我炫耀的意味，而是悠然、淡然、怡然、自然的存在。在陶渊明当年，诗坛上盛行的是华贵之美，华彩的词章配上强烈的感情是一时风气。但是，陶诗开拓的是简朴之美。越是简朴，越是高雅，相反越是华彩，越是热烈，越是低俗。在这里，越是无意，越是自由，也就越是淡泊，而越是有意，感情就越可能强烈、华彩，就可能陷入俗套。 联系到陶氏的《桃花源记》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无意中发现了，留下了惊人的美感，但是，有意去寻找，却没有结果。 就是说，超凡脱俗之美，朴素之美，不能有意寻找，无意的发现，不是有心的追寻，顺带的，瞬时即逝的，飘然的感觉，却是美好的。然而，正是这种瞬时即逝的感觉，一般人没有感觉的感觉，恰恰又被诗人发现了，提醒了，无意中的体悟，体悟深刻化，情感就高雅化了，这是陶渊明的意境。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佳”字，如果在一般诗歌中，可能显得缺乏力度，但是，好就好在这种字不吃力，与前面无意的、恬淡的情感比较统一，比较和谐。如果不是这样，换用强烈情感分量的词语，例如，艳、丽、灿（山气日夕艳，山气日夕丽，山气日夕灿）就不和谐，对悠然的意境就造成破坏性了。“佳”字，虽然是个不太强烈的字眼，但是，其构成的词语，意味却比较隽永。例如佳句、佳作、佳音、佳节、佳境、佳期、佳人、佳丽，都比较含蓄，有着比字面更丰富的意味。 这首诗一共十句，都有叙述的性质，谈不上描写，连个比喻都没有。而中国诗歌向来是讲究比兴的，偏偏陶渊明有这样的气魄，进行一种朴素美感、朴素美文的冒险探索。 朴素，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美的。从字面上孤立起来看，是很平淡的。但是平淡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深沉，主要靠整体结构，各关键语词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和照应，字里行间，默默地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构成一种有机的情感和景物的“场”。太强烈的字眼，和前面悠然的、飘然的心态就不和谐，形不成关联的场，甚至还可能破坏相互关联的场，或者意境。这里所说的意境是内在的、微妙的、若有若无的，它不在语言表层之上，而在话语以下，又在话语之中。 “飞鸟相与还”，也是很平静的、惯常性的景象。《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后面还有一句，“鸟倦飞而知还”，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与诗人一样，是没有特别的动机的。不夸张，不夸耀，不在乎是否有欣赏的目光，甚至不关注是否值得自我欣赏。“此中有真意”，关键词是一个“真”字。世界只有在这样的自然境界里才是真的，人心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由、潇洒的意态中才是真的。不是这样，就是假的。这种境界，妙在是一种全身心的体验，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语言很难直接表述得出来。一旦想用语言来表达，就是有意了，就破坏了自然、自由、自如的心态，其结果，这种有意本身是和自己的本性是矛盾的，故刚刚想说明，却马上把话语全部忘记了。这说明，诗人无心的自由是多么的强大，就是连自己都不能战胜。这种真就是人的本真，就是不但没有外在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的心理负担。进入这种没有自我心理负担的境界，人就真正轻松了，自由了。所以王国维说，“悠然见南山”属于“无我之境也”。而朱光潜不同意：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侏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9页） 实际上，关键不在“有我”与“无我”（从当代文艺理论来说，“无我”，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作者退出作品”、“零度写作”，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这个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心里有没有欲望，欲望就是心里最大的负担，这是要害，没有自己加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就算是有我，也是无我。摆脱不了自己加给自己的负担，就是无我，也是有我。不能摆脱心理负担，就不是真意了；就是不自由，就是假我。这首诗，属于（《饮酒》组诗二十首之五，陶渊明自己在前面有个小序，说：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