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魏晉風流之研究

作者： 陳燕玲  来源：国立成功大学 年份：200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描述：魏晉風流，是魏晉時期十分鮮明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面貌。所謂的「魏晉風流」，在本文中，根據史書典籍的記載與歸納分析，認為它是魏晉名士所追求的一種美，這種美，是包括外在美與內在氣質外顯的精神美，同時，這種超逸的美感，又深具魅力與影響力，形成人人爭先模仿的普遍風潮，然而，魏晉這股風流的形成，實與各種學術思潮、

全文：流一貫的精神－－自覺與崇真，除了對自我的認識之外，還有在出處進退間、情感流露中，與文學創作裡，都展現了極大的自覺力，同時，在情感流露的自覺下，懂得以深情看待人間世的一切，並建構一個任真自得的人生觀，營

清诗话中陶渊明诗歌的研究

作者： 吕苗苗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后世影响  艺术特质  诗歌源流  陶渊明 

描述：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开始,对陶渊明的研究迄今已持续一千五百余年之久,中国文坛的陶渊明研究历经了逐渐丰富完善的过程,对其诗歌的研究资料也多如烟海,尤其是关于陶诗的源流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以及艺术特质等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清代是诗话写作的鼎盛时期,陶渊明淡泊名利的人格、朴素真淳的诗格深受清代世人的推崇,

全文：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开始,对陶渊明的研究迄今已持续一千五百余年之久,中国文坛的陶渊明研究历经了逐渐丰富完善的过程,对其诗歌的研究资料也多如烟海,尤其是关于陶诗的源流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以及艺术特质等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清代是诗话写作的鼎盛时期,陶渊明淡泊名利的人格、朴素真淳的诗格深受清代世人的推崇,理所当然的常被诗论家提及。由于清代学风衰落,政治极度高压,考据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清人对陶渊明的研究带有极强的考据色彩。他们不在执着于前人的见解和观点,大胆提出问题,细心进行论证,以考据的方法来具体欣赏陶渊明的诗歌。所以,尽管陶诗源流、影响、艺术特质等方面常被人谈及,但清代论诗者往往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这些为后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详实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陶渊明的真实景况,进而以新思路和新方法开拓了陶渊明诗文的文学内涵。第一部分论述陶渊明诗歌与应璩诗、《古诗十九首》、《诗经》、《论语》的源流关系。本论文不再将它们独立分析,试图以清代诗话中不同论诗者提出的不同论点为基础,以陶诗与他们在词句用法、诗文风格、思想源流等具体方面联系的远近为依据,将陶渊明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及陶渊明自身的源流分别论述,以求对陶渊明及其诗歌有更明确的源流认识。第二部分论述陶渊明诗歌对后世诗人的影响。其中选取李白、韦应物、白居易等人,他们推崇陶诗,学习陶诗,但在后世论诗中又存在不小的争议性。本论文以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以及诗歌的具体特质为着眼点,对其与陶诗继承关系亦或学习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理清清代诗话中关于李诗、白诗、韦诗与陶诗渊源关系的争议性。最后一节针对“诗弱于陶”这一命题辨析陶诗对后世诗歌大方向的影响,以此对陶诗的价值进行更为合理的认识。第三部分则是对清代诗话中所涉及的陶诗艺术特质“枯”、“拙”、“不文”三个方面进行辨析。诗坛对于陶诗并不是全然肯定的,在诗歌的发展史中对陶诗质疑的声音时而有之,本论文试图梳理整个诗话脉络,对诗话中提出的具有争议性的特质加以界定,以期对陶诗的艺术特色达到更为全面的认识。

评价理论视角下陶渊明诗歌三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作者： 胡文静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极差  陶渊明诗歌  评价理论  态度 

描述：陶渊明(365-427)是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陶渊明凭借他自身在田园劳作的经验和他朴实无华且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在中国诗歌文学史上并且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陶渊明的许多作品被多位译者翻译成英文。本论文从众多英译本中选取了傅乐山、方

全文：陶渊明(365-427)是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陶渊明凭借他自身在田园劳作的经验和他朴实无华且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在中国诗歌文学史上并且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陶渊明的许多作品被多位译者翻译成英文。本论文从众多英译本中选取了傅乐山、方重、汪榕培的译本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对三个译本的评价意义构建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作为一个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新发展起来的理论,评价理论关注的是说话者赋予语言对象的价值意义,主要讨论语篇或说话人表达、协商以及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它主要包括三个子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评价理论虽已被广泛运用到各种语篇的人际意义分析中,但较少涉及我国古典诗歌及其翻译。基于此,本文在评价理论的指导下,选取陶渊明诗歌中五首诗歌及其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运用数据和图表,重点阐述陶渊明诗歌中态度资源和极差资源的分布规律以及三位译者如何在译本中实现评价意义,同时对评价资源实现的差异进行原因探究。研究结果表明,陶渊明诗歌中态度资源最丰富,其中鉴赏资源占多数,这归因于陶渊明诗歌中对田园风光的大量描写。译文在态度和极差资源的建构和原文基本保持一致,少量评价资源在译文中没有实现对等。三个译本中,乐傅山和程曦的合译本在评价资源的实现上完成的最好,最贴近陶渊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译者本身的教育背景,翻译动机,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翻译的方法等因素可能是导致译本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运用评价理论对陶渊明诗歌三个英译本所做的对比研究为陶渊明诗歌英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即从评价理论的视角开展同类研究。此外,评价理论视角下的译本对比研究也为翻译等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为评价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和分析译本的质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依据。

“无地”如何“自容”：嵇康、陶渊明比较研究

作者： 刘燕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自我书写  自然世界  陶渊明  嵇康  玄学 

描述：魏晋士人的思想状态总与魏晋玄学和隐逸思潮息息相关。在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嵇康处于魏晋玄学由老学向庄学转变的过渡阶段。嵇康内心深藏“宁如老聃”“将如庄周”二者选择取舍的困惑。其人格理想是老子式凝静审慎、平淡冲和的人格,通微达变、清虚自守的人生状态,但是他又吸收了庄子激烈的批判精神,敢于与现实社

全文：魏晋士人的思想状态总与魏晋玄学和隐逸思潮息息相关。在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嵇康处于魏晋玄学由老学向庄学转变的过渡阶段。嵇康内心深藏“宁如老聃”“将如庄周”二者选择取舍的困惑。其人格理想是老子式凝静审慎、平淡冲和的人格,通微达变、清虚自守的人生状态,但是他又吸收了庄子激烈的批判精神,敢于与现实社会相对抗,并最终走向追求庄子式齐物逍遥的精神境界。陶渊明则处于玄学与佛学合流之时,受周易理性精神和庄子委运承化的思想影响,以其退禄归耕的隐逸行为与亦儒亦玄的隐逸精神,最终实践了玄学人生观。敢于“越名教任自然”的“叛逆者”嵇康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者陶渊明,一定层面上已经成为后代士人的精神偶像。这种偶像形象的形成除了其自身魅力的因素外,与关于他们的史传记载有着一定的关联。史传塑造的形象突出但单一,这与嵇康、陶渊明的自我文学书写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较于史传的记载,嵇康“我是我”的书写,毫无保留地呈现一个更为真实、复杂而又单纯的自我；而陶渊明也书写了一个矛盾立体的“我”,并似乎有意识地在书写着向世人说明“我是谁”,突出了自己的隐者形象,显示了以诗文立言传世的意图。嵇康、陶渊明对作为个体的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有着深刻思考。面对亲情友情的变故、社会的动荡、时间的流逝,他们有了强烈的孤独感。而安全感的丧失、孤独感的侵袭,也促使他们去寻找自己的精神依靠。嵇康选择了含道独往,在琴的陪伴中体“道”；陶渊明则力求在农耕中寻找本原的安全感,用文学来转移内心的孤寂。他们都期望在自然的世界中找寻人生的归止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嵇康在任性的自然世界中“日夕忘归”,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复返自然,从而为后世士人开拓了一条“往而知返”的心路。

陶渊明作品英译研究

作者： 靳成诚  来源：北京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内史”  英译  历史概述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陶渊明研究 

描述：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过程中,陶渊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个案,因为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国内对其作品的阐释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解释传统,而以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来,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情况尤其是英译情况是这个解释传统很好的参照对象。本文致力于从这两者的对照中发现值得探究的

全文：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过程中,陶渊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个案,因为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国内对其作品的阐释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解释传统,而以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来,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情况尤其是英译情况是这个解释传统很好的参照对象。本文致力于从这两者的对照中发现值得探究的问题,希望能够为陶渊明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话题。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说明引入英译情况作为参照系的意义,并简述前人从类似角度切入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不足之处。第一章从事实层面对一百多年来陶渊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做一个尽可能详尽的梳理,以弥补前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接着,我会指出本文将要有所侧重的内容：英译者对陶渊明时代的历史概述和具体的译文。第二章首先辨析在陶渊明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路径：时代背景路径和作品路径。并从英译者和中国研究者对陶渊明的时代背景所做的解读之不同来说明前一种路径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接着对本文所要解读的“陶渊明”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五柳先生传》的英译情况的分析来说明为何解读陶渊明的文学形象应该遵循从其作品的整体出发的原则。第三章从陶渊明的作品在中外研究者那里引起的不同审美感受入手,并试图从英文翻译的对照中寻找这种差异的成因。通过对陶渊明最著名的几首田园诗的英译情况的分析指出其作品中“动词核心无主语句”这种特殊句式的大量存在,并阐释这种句式所营造出的特殊的艺术境界。结语部分除了对前文的论述做一个总结之外,还会试着指出陶渊明研究可以顺着本文提出的问题所前进的新方向。

略论唐宋词中的陶渊明意象

作者： 殷春华  来源：苏州大学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辛弃疾  唐宋词  陶渊明意象  苏轼  陶渊明之风 

描述：陶渊明意象在唐宋词中从开始引入到成熟运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旨在从纵向角度对唐宋词中的陶渊明意象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而考察陶渊明意象在唐宋词中的演进历程及其对词体意境所产生的拓宽与提升作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写作目的

全文：陶渊明意象在唐宋词中从开始引入到成熟运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旨在从纵向角度对唐宋词中的陶渊明意象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而考察陶渊明意象在唐宋词中的演进历程及其对词体意境所产生的拓宽与提升作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写作目的及主要内容。 第一章深入剖析唐宋词中陶渊明意象所包含的三大主要思想内涵,即风流自适的闲雅情韵、寄身山林的隐逸情志和坚持真我的高洁人格。下文紧扣这三大主要思想内涵在词中的展现状况来论述陶渊明意象在唐宋词中的运用情况。 第二章概括分析陶渊明意象在唐五代词中的萌芽状态,并从词体自身的发展状况、词人的创作心态及当时词坛上的主流词风这三个角度论述陶渊明意象在唐五代词中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论述苏轼对陶渊明意象入词渠道的拓宽以及苏门词人对陶渊明意象之隐逸思想内涵的发扬。随着词坛中陶渊明意象的不断涌现与成熟,“陶渊明之风”即陶渊明意象的三大主要思想内涵不再是诗文领域中的专利,它们开始被更多词人引入词中并逐步在词坛弥漫开来。 第四章论述“陶渊明之风”在南宋词坛的弥漫情况。主要有两大内容:其一,陶渊明意象之隐逸思想内涵在南宋词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不仅有更多成熟的陶渊明意象被用来反映隐逸情志,而且它们所反映的隐逸思想内涵中包含着更为丰富与更具现实意义的思想情感;其二,陶渊明意象之闲雅情韵在南宋词坛中得到广泛的展现,这不仅表现在成熟陶渊明意象的增多上,还表现在退隐之心或出世之情等思想情感的融入丰富了陶渊明意象之闲雅情韵的内涵。 第五章通过辛弃疾的“停云情味”对陶渊明意象之高洁人格意蕴在词坛中的展现进行论证,以此呈现出陶渊明意象之高洁人格意蕴在辛弃疾词中的突出体现以及陶渊

[0图]陶渊明集全译

作者：  晋 陶渊明 郭维林 包景诚译注  来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图书

描述：陶渊明诗文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为八卷。北齐阳休之重编为十卷，据其叙录称当时流行三本：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编比颠乱；一本为萧统本。阳休之参合三本，定为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徵士陶潜集》九卷，又有集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陶潜集》二十卷，又集五卷。至北宋宋庠，称当

全文：徵士陶潜集》九卷，又有集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陶潜集》二十卷，又集五卷。至北宋宋庠，称当时所行本，一为萧统八卷本，以文列诗前，一为阳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数十本，莫衷一是。又称晚得江左旧本

论陶渊明诗文中的新自然精神

作者： 白丽洁  来源：郑州大学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新自然精神  陶渊明  艺术化生存 

描述：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年代之一,但却是艺术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这种艺术精神不仅表现在创作领域,同时也表现在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之上。伴随着汉帝国中央统一集权的崩溃和儒家信仰的衰落,人类社会和精神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期,同时在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庄园经济也开始兴起。这些转变促使了人

全文：》中对陶渊明的成果作出归结“在对待人生解脱问题的探求上,陶渊明找到了他自己特有的归宿,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确立了一种过去所未见的新的审美理想”。[1]本文之“新自然精神”正是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解读

《贫穷问答歌》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比较研究

作者： 高香玲  来源：苏州大学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山上忆良  贫穷问答歌  陶渊明  咏贫士七首 

描述：《贫穷问答歌》是奈良歌人山上忆良的著名代表作。作品以贫穷为主题，生动描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在风月恋歌盛行的万叶时代，《贫穷问答歌》显示出了与其他和歌迥然不同的显著特征,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咏贫士》七首创作于陶渊明归隐晚期（426年）。诗中，作者描述了归隐后生活的窘困，并借此表达

全文：《贫穷问答歌》是奈良歌人山上忆良的著名代表作。作品以贫穷为主题，生动描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在风月恋歌盛行的万叶时代，《贫穷问答歌》显示出了与其他和歌迥然不同的显著特征,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咏贫士》七首创作于陶渊明归隐晚期（426年）。诗中，作者描述了归隐后生活的窘困，并借此表达了自己以贫傲世、固穷守志、坚决维护贫者尊严的人生态度。同时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固穷守志”这一新主题。在日本文学史上，以咏贫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而在我国，咏贫却是我国东汉以来诗文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因此，《万叶集》研究者认为《贫穷问答歌》的咏贫主题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就中国古典文学与《贫穷问答歌》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土屋文明指出《贫穷问答歌》和束皙《贫家赋》在语言表达上有多处的相似，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对汉文学的直接模仿”。而小岛宪之和辰巳正明则认为《贫穷问答歌》在问答形式的选择上与杨雄《逐贫赋》颇为相似。此外，菊池英夫、山口博等研究者则将目光投向敦煌出土的《王梵志诗集》，认为《贫穷问答歌》与《王梵志诗集》中《贫穷田舍汉》一诗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形式、表达上都极为相似，《贫穷田舍汉》才是《贫穷问答歌》的影响之源。而中西进、小岛宪之、西乡信纲、杉本行夫等通过二者在遣词用句、主题选择、人物设置等方面的相似研究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在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影响下创作的。对此，大矢根次郎、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则从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差异等方面出发，认为《陶渊明集》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存在，并且二者虽然都属于咏贫类型诗作，但表达思想差异很大，从而否定了前述观点。本文中，笔者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整体上考察作家的人生时代背景，并从作品的选词用字、人物设置、主题、艺术手法及行文结构、表达思想等各方面入手，对《贫穷问答歌》和《咏贫士》七首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得出《贫穷问答歌》与《咏贫士》七首作为咏贫文学作品，确实在遣词用句、主题选择、人物设置上有其相似之处，但是这是两者在选择同一个咏贫主题的前提下的相似，是表面的相似。中国其他咏贫文学中也可以见到这些相似，因此并不能因此判断《咏贫士》七首是《贫穷问答歌》的影响来源。此外，《贫穷问答歌》采用独特的问答形式、表达直抒胸臆，临场感十足。这与《咏贫士》结构上采用组诗的巧妙衔接以及表达采用隐喻等手法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作品的表达思想差距很大。一个是反应社会现实之作，一个更多的是自身情感的宣泄。因此，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中虽然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痕迹，但是，其影响来源并不确定。可能是某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可能是若干文学作品整体影响的结果。此外，《贫穷问答歌》结构形式独特，表达思想深刻，艺术手法采用山上忆良惯有的写实风格。所以，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并不是《咏贫士》的模仿之作。相反，《贫穷问答歌》有着与《咏贫士》七首不同的独特的文学与艺术魅力，是山上忆良在自己的深厚汉文学造诣基础上的独立创作。其一，从作者的人生时代背景来看，作者的社会身份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咏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贫穷问答歌》创作于山上忆良出任筑前守之时，国守之职在当时的日本主要是安抚百姓、劝课农桑，同时向上级提出建议。《贫穷问答歌》作于山上忆良离任返京之前，虽然是他对人民疾苦的亲身体验，却也是上达视听，巩固统治的改良建议。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作于其归隐后。此时，陶渊明已经认清了腐朽的政局，明白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因此他的诗作与社会现实无关。是他个人情感的宣泄，目的是坚定自己在困窘生活状态下的归隐之心，表达固穷守志的人生态度。其二，在遣词用句上，《贫穷问答歌》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虽然有十几处相似，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相似并不偶然，在其他中国咏贫作品中，这种相似并不少见。既然两者选择同一主题，选用语言相似就在所难免，所以不能因此就判定山上忆良对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借鉴关系。其三，在人物设置上，《贫穷问答歌》的“问”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都设定了饥寒交迫的场景下的贫士形象。这点十分相似。然而，《贫穷问答歌》采用“问答”的形式，在“答”中，山上忆良塑造了生活更为凄惨的农夫形象，且其重点在后者，即农夫的描写上，贫士形象在此是为了更有层次的突出后者。因此，此处的贫士形象虽然相似，其设定目的却不相同。其四，在咏贫主题上，两者都一致的以贫苦生活为描述对象。咏贫主题在日本极为罕见。因此，山上忆良在咏贫主题的选择上，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可能性确实很大。然而，陶渊明的贫穷生活描述只是涉及《咏贫士》组诗中的少部分诗作，组诗整体是言志而不是咏贫，因此，《贫穷问答歌》主题选择来源于《咏贫士》七首的说法缺少依据。其五，《贫穷问答歌》与《咏贫士》七首表达的思想完全不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贫士虽然生活窘迫，却不是如魏晋诗人一样的哭穷，而是“安贫乐道”与“君子固穷”观念的形象化，为的是表现作者的个人人生观念。而《贫穷问答歌》对贫困生活的描述则是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统治阶级的控诉，代表的是对广大的贫苦百姓的同情。其六，在艺术手法上，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采用写实手法,通过对话的形式和直接的情景描绘文士与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咏贫士》七首则多用隐喻，表达作者知音不存、壮志不展、隐居以守志的无奈。其次，在结构上，《贫穷问答歌》采用问答形式，一问一答附上反歌，层层递进。而《咏贫士》七首组诗形式，衔接灵巧，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贫穷问答歌》与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虽然存在先行研究中学者指出的遣词用字、主题选择、人物设置上的相似，却不是对《咏贫士》七首简单的借鉴。这些相似只是表面的相似，是中国咏贫作品中常见的相似。不能由此片面的肯定《咏贫士》七首对《贫穷问答歌》的影响关系。在行文结构、艺术手法、表达思想上，《贫穷问答歌》有着与《咏贫士》七首迥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因此，笔者认为，《贫穷问答歌》是山上忆良基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之作，有着其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之作。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