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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溪李滉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
- 作者： 孟群 来源：延边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汉诗 李滉 陶渊明 国文诗
- 描述：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获得世界声誉的诗人。李混是朝鲜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在韩国哲学思想史及韩国汉文学史上具有深刻影响。李混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他积极接受陶渊明诗歌密不可分,而陶渊明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及韩国汉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李混对陶渊明诗
- 全文：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获得世界声誉的诗人。李混是朝鲜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在韩国哲学思想史及韩国汉文学史上具有深刻影响。李混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他积极接受陶渊明诗歌密不可分,而陶渊明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及韩国汉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李混对陶渊明诗歌作品的接受与运用进行比较、探讨陶渊明与李滉诗歌作品的思想内涵,并从接受美学角度发掘陶渊明与李混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而更加深刻的理解李混诗歌作品,为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和中国陶渊明的研究提供借鉴。本论文有比较文学理论为依据,以李混对陶渊明文学接受的不同角度加以论述。首先,考察了两人的时代背景、生平、文学思想、文学史上地位的异同,揭示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动态和现状,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对李混接受陶渊明文学的途径进行了研究。朝鲜朝前期“朱熹热”使其著作和诗篇大量传入韩国,引起了文坛上效陶慕陶的风潮。且这一时期大量地出版了陶渊明文集。李混生活在朝鲜朝中期,社会动荡,党争士祸连绵不断。“陶渊明五仕五隐,李混三仕三隐”,陶渊明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高尚人格为舛劫多难的李混点亮了人生的启明灯。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为李混积极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外部条件。第三,探讨了李滉汉诗作品中陶渊明文学的影响。李混所创作的2000多首汉诗中有76首直接显示了陶渊明文学的痕迹,120多首诗间接地表达出了陶渊明精神。又李混诗中运用了“虎溪三笑”等与陶渊明相关的典故,表达了崇尚儒教、向往陶渊明隐逸生活的观点。李混汉诗作品表达了陶渊明的隐士精神和沉醉精神。第四,研究分析李混国文作品中陶渊明文学的影响。李混国文代表作《陶山十二曲》在形式上模仿了朱熹的《武夷棹歌》,而朱熹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陶渊明的。李混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在每首时调的初章和中章以平淡、通俗、质朴的语言体现出了陶渊明物我两忘的境界,终章表达了育人育才、忧国忠君的儒家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滉国文创作的艺术特点。最后,综合以上有关李混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陶渊明诗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是中朝文学交流的一个缩影,其中李混诗歌作品再现了陶渊明诗歌的境界和神韵。有关李混对陶渊明文学的接受研究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对比研究
- 作者： 肖光亮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译者中心地位 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生态环境 陶渊明诗歌
- 描述：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
- 全文：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处于主导地位。基 于此理论，通过对比分析陶渊明诗歌的两个译本，本文主要来探讨译者 的中心主导地位及其必要性。 对于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两门语言的差异使之成为一个更 加困难的工作。结果是造成了翻译家和理论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同 时任何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译者中心论也是如此。 所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适应选择论就是译者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在本 文中，作者将进一步探讨译者中心论的有关问题。 以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本文总结了体现译者中心论的主要内容，即， 译者既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一个作者，来选择他的翻译策略。但是以 此同时，译者中心论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地翻译，而是也必须遵循一 定的规则和方法，即侧重“三维”转换：也就是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交 际视点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对原文、原语和译语 所呈现的“世界”、即对翻译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十 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简化一点的 表达式：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另外，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这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 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 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 的“世界”，译者选择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和对译本的最终行文。 译者翻译的好坏可以以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程度来判断：整合适 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最好；反之则最差。 陶渊明一生写了125首诗歌和一些散文，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关于乡 村和田野的。他的诗歌简洁，清新而自然。基本上他是为我们描绘了一 副田野风光和农名生活作息美景。之所以能写出农民的真实感受是因为 他有着相同的经历。陶渊明的诗歌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是在20世纪初期。 阿瑟·伟利在1918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诗170首》。在这本书上，阿瑟·伟 利翻译了陶渊明的12首诗歌。这是陶渊明诗歌最早的英译作品。后来， 汪榕培先生也是陶诗英译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 著名的语言学和词汇学家，更要的是他还是非常闻名的翻译学家。他对 陶渊明诗歌尤其喜欢，并且已经翻译了陶渊明的122首诗歌。迄今为止， 至少有七本陶渊明诗歌的英译本，在本论文中，作者将主要对阿瑟·伟利 和汪榕培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把胡庚申的翻译适 应选择论相关观点应用到陶渊明诗歌的两译本上去对比分析，同时将从 语言视点和文化视点等方面进行转换研究。我们都知道，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扮演着最为活跃和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其处于中心地位。没有了 译者，就没有了整个翻译活动，也不可能产生译本。译者必须充分发挥 其译者中心地位去完全理解原文然后翻译出有效的译文。 因此本文将从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以及交际视点来对比分析陶渊明 诗歌的两个译本。语言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 一)。此诗歌现有至少16种译本，无疑成为了陶渊明诗歌最有名的一首。 文化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责子》，探讨了文化方面转换的问题，比 如“行至学”的翻译。最后交际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饮酒》(其五)。 通过对比分析，从而体现出译者中心地位无处不在。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地位；翻译生态环境；陶渊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