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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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未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永恒的宇宙的对立。诗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饮酒》之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

　　‍‍全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的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自古及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大抵是人们所追求的基本对象，也便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尽管庄子早就说过，这一切都是“宾”，即精神主体的对立面（用现代语汇说，就是“异化”），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究无法摆脱。而陶渊明似乎不同些。他当时刚刚从官场中退隐，深知为了得到这一切，人们必须如何钻营取巧、装腔作势，恬不知耻地丢去一切尊严。他发誓要扔下这些“宾”的东西，回到人的“真”性上来。‍‍

　　‍‍于是有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车马喧”，意味着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所谓“冠带自相索”。因为陶渊明喜欢诉穷而人们又常常忘记贵胄之家的“穷”与平民的“穷”全不是一回事，这两句诗的意味就被忽视了。实在，陶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是浔阳最有势力的一族。所以，尽管陶渊明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门无车马终究是不寻常的。所以紧接着有一问：你如何能做到这样？而后有答，自然地归结到前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远”是玄学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状态。此处的“心远”便是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隔离与冷漠的态度，自然也就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所居之处由此而变得僻静了。进一步说，“车马喧”不仅是实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

　　‍‍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语，其实结构非常严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转折，第三句承上发问，第四句回答作结。高明在这种结构毫无生硬的人为痕迹，读者的思路不知不觉被作者引导到第四句上去了。难怪连造语峻峭的王安石也大发感慨：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迁变的表现，只是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投入到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和名利的竞逐中，以至丧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只有归复自然，才能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题名叫《饮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飘飘然忘乎形骸的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另一种版本，“见南山”的“见”字作“望”。最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批评说：如果是“望”字，这诗就变得兴味索然了。东坡先生非常聪明，也很懂得喝酒的妙处，他的话说得不错。为什么不能作“望”？因为“望”是有意识的注视，缺乏“悠然”的情味。还可以深一步说：在陶渊明的哲学观中，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存在，所以才能具足而自由；人生之所以有缺损，全在于人有着外在的追求。外在的追求，必然带来得之惊、失之忧，根本上破坏了生命的和谐。所以，在这表现人与自然一体性的形象中，只能用意无所属的“见”，而不能用目有定视的“望”。‍‍‍‍

　‍‍　见南山何物？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这一切当然是很美的。但这也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句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表现自然的运动，因其无意志目的、无外求，所以平静、充实、完美。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个自然运动中完成其个体生命。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实际的意思，是说这一种真谛，乃是生命的活泼泼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体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后世禅家的味道，在这里已经显露端倪了。‍‍

　　‍‍在诗的结构上，这二句非常重要。它提示了全诗的形象所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同时把读者的思路引回到形象，去体悟，去咀嚼。‍‍

　　‍‍这首诗，尤其是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历来被评为“静穆”、“淡远”，得到很高的称誉。然而简单地以这种美学境界来概括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又是偏颇的。因为事实上，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焦虑乃至愤激的情绪，还是很多，其浓烈几乎超过同时代所有的诗人。但也正因为焦虑，他才寻求静穆。正像我在开头就说的，这是在新的困境与背谬中所寻得的理念和诗意上的完美的生命形态。也许，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实际体验它所传达的美感，进入一个纯然平和的、忘却人生所有困扰的状态，但这绝不可能成为任何人(包括陶渊明)的全部人生。‍‍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两句化用了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文句。《庄子·齐物论》：“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圣人默默体认一切事理，众人则喋喋争辩而竞相夸示。……大道是不可名称的，大辩是不可言说的。)又《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语言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把握了意义便忘了语言。)陶渊明这两句诗化用了《庄子》的这些文句，表达的意思是：由于景物与人心高度契合，已经领会到了人生的真意，而这种真意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大辩不言”；也无须言说，因为“得意而忘言”。(注：诗句中的“辨”同“辩”，一本作“辩”。)‍‍

　　‍‍这种用典籍中的文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叫做“引用”，也叫做“用典”。把原文照录出来的，是“明引”，把原文的意思化用在自己文句中的，是“暗引”。这两句诗属于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