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未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永恒的宇宙的对立。诗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饮酒》之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
全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的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自古及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大抵是人们所追求的基本对象,也便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尽管庄子早就说过,这一切都是“宾”,即精神主体的对立面(用现代语汇说,就是“异化”),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究无法摆脱。而陶渊明似乎不同些。他当时刚刚从官场中退隐,深知为了得到这一切,人们必须如何钻营取巧、装腔作势,恬不知耻地丢去一切尊严。他发誓要扔下这些“宾”的东西,回到人的“真”性上来。
于是有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车马喧”,意味着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所谓“冠带自相索”。因为陶渊明喜欢诉穷而人们又常常忘记贵胄之家的“穷”与平民的“穷”全不是一回事,这两句诗的意味就被忽视了。实在,陶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是浔阳最有势力的一族。所以,尽管陶渊明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门无车马终究是不寻常的。所以紧接着有一问:你如何能做到这样?而后有答,自然地归结到前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远”是玄学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状态。此处的“心远”便是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隔离与冷漠的态度,自然也就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所居之处由此而变得僻静了。进一步说,“车马喧”不仅是实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
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语,其实结构非常严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转折,第三句承上发问,第四句回答作结。高明在这种结构毫无生硬的人为痕迹,读者的思路不知不觉被作者引导到第四句上去了。难怪连造语峻峭的王安石也大发感慨: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迁变的表现,只是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投入到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和名利的竞逐中,以至丧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只有归复自然,才能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题名叫《饮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飘飘然忘乎形骸的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另一种版本,“见南山”的“见”字作“望”。最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批评说:如果是“望”字,这诗就变得兴味索然了。东坡先生非常聪明,也很懂得喝酒的妙处,他的话说得不错。为什么不能作“望”?因为“望”是有意识的注视,缺乏“悠然”的情味。还可以深一步说:在陶渊明的哲学观中,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存在,所以才能具足而自由;人生之所以有缺损,全在于人有着外在的追求。外在的追求,必然带来得之惊、失之忧,根本上破坏了生命的和谐。所以,在这表现人与自然一体性的形象中,只能用意无所属的“见”,而不能用目有定视的“望”。
见南山何物?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这一切当然是很美的。但这也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句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表现自然的运动,因其无意志目的、无外求,所以平静、充实、完美。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个自然运动中完成其个体生命。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实际的意思,是说这一种真谛,乃是生命的活泼泼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体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后世禅家的味道,在这里已经显露端倪了。
在诗的结构上,这二句非常重要。它提示了全诗的形象所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同时把读者的思路引回到形象,去体悟,去咀嚼。
这首诗,尤其是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历来被评为“静穆”、“淡远”,得到很高的称誉。然而简单地以这种美学境界来概括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又是偏颇的。因为事实上,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焦虑乃至愤激的情绪,还是很多,其浓烈几乎超过同时代所有的诗人。但也正因为焦虑,他才寻求静穆。正像我在开头就说的,这是在新的困境与背谬中所寻得的理念和诗意上的完美的生命形态。也许,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实际体验它所传达的美感,进入一个纯然平和的、忘却人生所有困扰的状态,但这绝不可能成为任何人(包括陶渊明)的全部人生。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两句化用了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文句。《庄子·齐物论》:“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圣人默默体认一切事理,众人则喋喋争辩而竞相夸示。……大道是不可名称的,大辩是不可言说的。)又《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语言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把握了意义便忘了语言。)陶渊明这两句诗化用了《庄子》的这些文句,表达的意思是:由于景物与人心高度契合,已经领会到了人生的真意,而这种真意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大辩不言”;也无须言说,因为“得意而忘言”。(注:诗句中的“辨”同“辩”,一本作“辩”。)
这种用典籍中的文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叫做“引用”,也叫做“用典”。把原文照录出来的,是“明引”,把原文的意思化用在自己文句中的,是“暗引”。这两句诗属于暗引。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时渊明已过五十五岁,可见此诗是他的晚年所作。
重阳节自古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据说如此可以延年益寿,《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然而这一年的重九,在渊明的宅边,虽然有一丛丛颜色各异的菊花,然苦于无钱沽酒,只能空食菊花。古人视菊为一种高雅而有气节的花卉,因她开在众芳凋落的秋天,故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话,这里所说的“九华”也就是指菊花,诗人有菊无酒,遂产生出无限感慨。
“世短意常多”四句,以议论领起,解释了重九之名,并提出感叹人生的主题。意谓人生在世,不过如白驹过隙,正由于其为极暂短的一瞬,故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忧顾虑,也导致了人们企慕长寿永生的祈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按着时序的推移又来到了,人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以“九”命名的节日,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对它的喜爱正体现了对长生的渴求。这里“举俗爱其名”与小序中的“爱重九之名”一致。“世短意常多”一句炼意极精,前人以为是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句的浓缩,体现了渊明驾驭语言的本领(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露凄暄风息”至“寒华徒自荣”十句写景抒情,感叹自己有菊无酒,空负良辰美景。露水凄清,暖风已止,秋高气爽,天象清明,飞去的燕子没有留下踪影,北来的大雁还有声声余响。诗人说:据说酒能祛除心中的种种烦恼,菊花能令人制止衰老,而为何我这隐居的贫士只能让重阳佳节白白地过去!酒器中空空如也,积满灰尘,而秋菊却在篱边空自开放。这里描写了一幅天朗气清的深秋景象,与诗人自己贫寒潦倒的处境正成鲜明对照,自然景象的美好反衬出诗人心绪的寥落,大好的时光在白白消逝,盛开的菊花也徒自争艳,诗人于是感慨系之。
“敛襟独闲谣”即写诗人的感叹,他整敛衣襟,独自闲吟,而思绪辽远,感慨遥深。想自己游息于山林固然有不少欢乐,但留滞人世不能就一无所成。诗人在这里不仅感叹人生的短暂,而且对人生的价值重新作了审视,诗中关于“深情”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隐隐约约地点出了作者悲从中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无酒可饮,而更大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与对自身价值的探求。故清代延君寿《老生常谈》中说:“《九日闲居》一首,上面平平叙下,至末幅‘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忽作一折笔以顿挫之,以下二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一意作两层收束,开后人无数法门。”就指出了此诗结尾的意蕴。全诗一气直下,其主旨似在表明人生短促而自己又不能及时行乐,空负秋光的悲叹,然忽又说“淹留岂无成”,更翻出一层意思,所以延氏说是“一意两层收束”。
因为此诗结语的含蓄,似有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因而历来解此诗者就以为渊明在此中暗寓了他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借此表示了对前朝的留恋,并有志于恢复王室之事。“空视时运倾”一句中也系有感于时事的倾覆,“尘爵”二句则表达了愿安于时命,自保贞心的愿望,最后所谓的“淹留岂无成”,即暗指自己所以羁留人间是由于还抱着复国的希望,等待一展宏图的机会这种说法自然也不无道理,自来论陶诗的人也曾指出过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而是一个颇有感时伤世之情的人,龚自珍就说他:“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就指出了这种特征。考此诗序中所谓“寄怀”,诗中所谓“深情”,都似乎确有所寄托,以此推断,可能此诗确有寓意。鲁迅评陶潜说:“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诗即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生命两方面的认识。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他坚定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归隐田园,躬耕僻野。
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 元熙二年 (420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 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外”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指洛阳、长安)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九州,指天下)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作者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四个白首老人)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他们的精神魂魄又怎样了呢?相传他们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有谁再采呢?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吧?——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指《萦芝歌》)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对刘裕不屑涉笔,意存否定,却对不趋附权势的绮、甪崇仰追慕,这些都显示出他崇高的人格修养。在写作上,虽从远处落笔,却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才突出赠诗主旨,手法都很高妙。无怪方东树《昭昧詹言》云:“《羊长史》篇文法可以冠卷。”
沈德潜论赠答诗,谓“必所赠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 自然可咏可读。”(《说诗晬语》)此诗应是此论的一个好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