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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与陶渊明
- 作者： 王慧刚 来源：苏州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审美风貌 内容题材 陶渊明 宋词
- 描述：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对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宋代达到了高峰，对于宋人来讲，可以说，人人心中有一个陶渊明存在。从文学作品来看，陶渊明首先影响到宋人诗歌的创作，进而影响到词里。由于陶渊明对宋人诗歌的影响已得到较多的关注，本文拟选取相对较为薄弱的宋词加以研究。本文首先分
- 全文：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对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宋代达到了高峰，对于宋人来讲，可以说，人人心中有一个陶渊明存在。从文学作品来看，陶渊明首先影响到宋人诗歌的创作，进而影响到词里。由于陶渊明对宋人诗歌的影响已得到较多的关注，本文拟选取相对较为薄弱的宋词加以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两宋词人接受陶渊明的背景，进而从宋词的内容题材和审美风貌两方面来论述陶渊明对宋词的影响作用，最后再通过个案分析以求研究更加细致深入。 本文分为四章，大略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分析两宋词人接受陶渊明的背景，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政治背景，两宋词人在接受陶渊明、走近陶渊明之前大多经历了政治上的搏弈与动荡，而宋代的政治事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宋党争和两宋灭亡。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到，正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词人的心态，从而转向并加深对陶渊明的接受，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其次是社会文化背景，宋代文人大多出身平民，崇尚平淡，身份阶层以及审美趣味的相似使得宋人更容易对陶渊明产生认同，同时宋代隐逸文化以及闲适之风的盛行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主要分析陶渊明对宋词内容题材的影响。具体来讲，本章分隐逸词、闲适词、祝寿词、节序词、咏物词等五节展开论述。陶渊明的隐逸诗人身份以及《归去来兮辞》中所展现的“归去”思想，包括《桃花源记》等都对隐逸词的创作有所影响；陶渊明注重闲情，有饮酒、琴书、园林之好，这也是宋人闲暇时的休闲方式以及闲适词的表现内容。陶渊明还注重养生，喜爱菊花，并服食菊花及菊花酒，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长生意识、享乐意识等也影响到了祝寿词、重阳词、咏菊词的创作。通过这五节的论述，就可以看到陶渊明对宋词的影响关系。 第三章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陶渊明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受陶渊明影响的这些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有别于传统的相思、恋情、闺怨等，而且在风格审美上也有所不同。本章从三个方面，即清、淡、雅展开论述。陶渊明不但以他清高的人格影响了两宋词人，还开辟了宋词全新的审美世界，那就是田园山水风光，这些都对宋词的“清”之美产生了影响。另外，陶渊明恬淡的情怀以及风雅的志趣反映到词作中，同样也使得词变得清淡、雅致了。可以说，正是因为陶渊明的影响，使得宋词的审美风貌更加的丰富多样。 第四章主要是个案分析。拟选取一些词人加以重点论述，选取原则上，要求词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样的考虑下，本章选取苏轼、辛弃疾、张炎三人加以分析，从时代上，他们分属于北宋中后期、南宋中期，以及宋亡后三个阶段，从身份上，又代表着文士、志士以及遗民三个方面。通过他们三人的考察，就大略可以了解到两宋词人接受陶渊明影响的概况。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认为：陶渊明对两宋词人以及宋词的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从词人来看，陶渊明是他们抒发闲情逸致时的学习榜样，是他们身处失意时的精神食粮，更是他们在面对磨难时的人格力量。从宋词来看，受陶渊明影响的这些作品扩大了宋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宋词的题材内容，丰富了宋词的审美趣味，虽然这些作品没有传统的婉约、豪放词那样抢眼，但它们同样是宋词多彩光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 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 作者： 潘多灵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学创作 陶渊明 内心世界 晋宋时期 田园诗歌
- 描述：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但是经过接受史的重重堆叠，“经典化”之后的陶渊明呈现出了单一化的形象特征。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单一化的诗人如何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便很可怀疑。 因此本文以大量陶渊明的诗文为佐证，用最直观的方式来亲近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经过细致地分析与归类，发掘陶渊明内心
- 全文：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但是经过接受史的重重堆叠，“经典化”之后的陶渊明呈现出了单一化的形象特征。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单一化的诗人如何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便很可怀疑。 因此本文以大量陶渊明的诗文为佐证，用最直观的方式来亲近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经过细致地分析与归类，发掘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其内心世界包括以下三组矛盾关系： 一、孤独与自足。孤独是诗人人生旅途中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绪，在孤独中诗人完成了人生智慧的增长与丰富。诗人一面为孤独所苦，另一方面又主动迎接这种普遍情绪的考验，且坚定的以此种方式实践自己对“道”的维护。因此诗人在忍受孤独的同时又努力构建了一个自足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了强烈的自我体认意识，又于此种努力中体现了儒家严肃的自励自省精神。 二、悲凄与放达。陶渊明生于乱世，饱受战乱之苦，穷困、贫病、亲人的先后离世，都使陶渊明在生死问题面前难以释怀。当此时，陶渊明在诗文中直接抒写了自己在死亡面前的忧惧与悲痛，诚实地表现自己的困惑与无奈。另一方面，诗人又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寻找精神的力量以实现放达与快乐。在直面死亡之时，陶渊明时而表现出难以排遣的悲凄，时而又放达如老庄，坚强如孔夫子。 三、痛苦与超脱。一直以知识分子自居的陶渊明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自己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他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陶渊明常常在自省中忍受精神的苦痛。但陶渊明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所要承担的责任感，而是在对痛苦的审视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痛苦的超越。诗人从自然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不断的超越生存与个体精神的苦痛，积极地找寻快乐与希望。 通过对陶渊明诗文的分析和梳理，本文得出了陶渊明内心世界的以上三组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在肯定陶渊明本身的复杂性的前提下，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证明。接下来本文便在第二部分着重论述陶渊明是如何在文学活动中将他矛盾的内心世界外化到诗文中去的。 首先，陶渊明重新发扬了诗歌的抒情传统。陶渊明通过塑造一个矛盾复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来体现其对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东晋玄言诗大行天下的文学背景下，这显示了陶渊明的独立性与勇气。诗人与这个抒情主人公若即若离，用真诚将读者带入到一个高尚深沉的内心世界中去。 其次，陶渊明运用象征的手法，构建了“飞鸟”、“游云”、“孤松”等几个意象，他们与“抒情主人公”相辅相成，展示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之旅。在陶渊明的个性精神的影响下，这些意象表现出生动的内在统一性。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塑造，诗人展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 最后，在极具抒情性的形象与意象之外，陶渊明又用神来之笔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自然”世界，这可以说是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所在。陶渊明达观的接受躬耕生活的贫苦，在朴素的自然观的指引下平等的同大自然进行对话，并通过对大自然内在精神的深刻体会与超越式的审美活动构建了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自然世界。诗人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欢快适意的情感，将自己的情思意志都表现在他的田园诗歌中，营造了一个自足和谐的精神家园。本文着重从“审美活动中主客体的相互独立”和“对主客体关系的共同超越”两个方面来分析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是如何产生的。 经过对陶渊明内心世界复杂性的分析和对陶渊明文学创作活动的总结与归纳，本文完成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展示。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陶渊明放置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在与同时代人的简单比较中显现陶渊明的共性与个性，肯定陶渊明在文学风格上的开创性地位。而后再将陶渊明放置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分析陶渊明其人其文的特殊性与必然性，以此肯定陶渊明思想的价值与地位。由此完成对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系统而有力的证明。 笔者借鉴西方文化的视角，结合陶渊明的写作背景细读其诗作，对陶渊明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挖掘，在诗人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上得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肯定中也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明。
- 陶渊明诗文的美学意蕴及当代意义
- 作者： 杨小旭 来源：西北大学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美学意蕴 审美风格 陶渊明 田园诗
- 描述：对陶渊明的研究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至今仍有许多人对他充满兴趣。对陶渊明诗文的审美意蕴的探究，为本文的目标。 审美意蕴也较含混，经过翻阅大量资料，最终将框架定为人格(人性)审美、田园审美和社会审美。这三个方面基本可概括他诗文中所蕴涵的审美观。由于他的至情至性和绝俗超越皆十分感人，
- 全文：对陶渊明的研究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至今仍有许多人对他充满兴趣。对陶渊明诗文的审美意蕴的探究，为本文的目标。 审美意蕴也较含混，经过翻阅大量资料，最终将框架定为人格(人性)审美、田园审美和社会审美。这三个方面基本可概括他诗文中所蕴涵的审美观。由于他的至情至性和绝俗超越皆十分感人，涉及方面较多，所以人格(人性)审美的论述篇幅较长，这也是理解陶氏审美风格的基础；应该说重点在田园审美的探究，从自然审美的起源、发展到陶氏对田园审美的发现，从田园诗的审美特点、形态特征到创造方式皆有论及；至于社会审美，历来争议不多，故只做简略陈述。 陶渊明是一个用全部生命热情写作的人，一个真诚的人。那些浸透着他灵魂影子的诗文，蕴涵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人格结构的剖析是构建其审美大厦的基石，历来颇有争议，主要还是其宗儒宗道之辩。这方面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近代亦有名人多有阐述：如陈寅恪认为他“外儒而内道”，而朱光潜则称他“儒家的倾向大”。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中，大概儒道都有一些，只是偏重各异，如李白，道家成分多；而杜甫，儒家倾向大。但陶渊明则不然，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很难说服对方。儒道表面看来相左，实际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不为物累，逍遥田园，确有仙风道骨；尊亲重友，刚正不阿，彰显的却是儒者之韵。建立在其儒道互补基础上的人格审美，亦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他既有对带有道家审美色彩的羲皇上人的欣赏，也对儒家审美色彩很浓的颜回、荣启期的赞美。 再说陶氏自然审美观中的田园审美。他的自然审美观固然有传统的“比德”成分，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自然审美观最大的贡献，则在对田园审美的发现，这不但扩大了自然审美的视野，丰富了诗歌的题材，而且创造出美学领域新的审美品类：冲淡美。诗歌中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古已有之，如《豳风七月》，但那是民歌，诗中对农村生活并未进行审美观照。文人以审美的眼光写田园风光，当始于渊明。他对虚静的审美，对和悦润畅景色的偏爱，无不体现着思想中儒道互补：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崇尚虚无，反对雕饰；而儒家的“吾与点也”的理想，对润畅优美景色的偏爱，也使渊明吟出了“我爱其静”的诗句，“静”，是他观照自然时又一审美发现。正因为虚静的心态，才使渊明能发现田园所蕴涵的独特之美，而田园诗的典型意象“采菊东篱”式的闲适飘逸，亦成为东方文化精神的象征之一；在对田园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陶渊明以“直寻"的方式(即文中所谓创作的随机性)，使他的诗佳句天成，叮咚成韵，成为难以模拟的“这一个”；其田园诗的审美形态则属于“优美”，那和谐的人格、和谐的情志，使他能以心灵去捕捉对象精神之优美，使自己的创造臻于物我泯一的境界。总之，其田园审美的独特创造性，使陶渊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独步千古的人物。 至于他的社会审美观，应以《桃花源诗并记》为最典型的体现。这里所展现的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没有压迫和战乱，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桃源仙境，深受道家美学的影响，有浓郁的小国寡民色彩，折射出乱世之中普通百姓的痛苦及他们适彼乐土的愿望。当然，儒家社会审美的影子在桃花源里也未完全隐去，那长幼有序、和谐安详的人际关系，厚道淳朴的民风，不也是儒家的理想吗?其社会审美的和谐淳朴集中显现的桃花源，在丧真的晋末社会里虽只是一种空想，但仍有其积极意义，桃花源也以其美的意境而沉淀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深层。 对陶渊明诗文审美从人格(人性)审美、田园审美和社会审美三方面的简析，试图构建一个较完整的框架，为未来陶氏美学体系的建立，添一砖半瓦。对当代意义的分析，则出于学以致用的目的，乃有感于当代急速变幻的世界罩一些人精神家园的缺失而提出的，意在帮助他们建立和谐完善的人格结构，学会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能够享受生活、，热爱生命，进而建构一个自在而洒脱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