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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归隐田园诚无奈
- 作者：暂无 来源：传奇故事.探案经典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
- 全文：惠泉 东晋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人才扭曲的时代，也是内部倾轧，野心与虚伪交相辉映的年代，更是民众深受战乱和兵戈折磨的苦难年代。这种情况下，立于人生歧路的陶渊明，便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园田之路，并以躬耕自资、乐天安命的恬适姿态来实现他的人生哲学价值。不过，探寻陶渊明的足迹和心路，会发现，他的最终归隐田园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家贫不能自给，陶渊明选择“投来去学仕”，29岁时应召去到江州，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祭酒小官。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在州级设置的诸多官职中，是没有设祭酒之位的。陶渊明在江州没干多久，便自行辞归了，去职的理由，是他“不堪吏职”。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两点：要么是不满意这个职位；要么是难以“胜任”祭酒之职。后来，州里又召陶渊明去做主簿，跟祭酒级别差不多大，但在“职官”的榜上有名。陶渊明却没有去应职，而是在家“躬耕自资”。 本来，受“畴昔苦长饥”所困，也由于内心有着“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陶渊明才走上仕途。但是，他为何又要“负其所愿”呢？是怎样的情绪支配着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呢？ 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与险恶，是形成陶渊明进退动机的重要外因。晋朝宗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后（公元385年，陶渊明21岁），东晋政权更加腐败和凶残，成为其败乱之局的开始。 有史记载，在司马道子主政期间，“孝武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又乱政，导致“人不堪命，天下苦之”。面对如此“乱世”，陶渊明虽极度焦虑，对心中所想的“清明之治”却仍抱有几许期待，所以，旋即辞归，既而不就江州刺史的主簿，当属他冷静观察时局的权宜之计。 另外，作为“遍观百家”之书的学子，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全性保真”、“隐身山林”的安身观念，也深深地吸引着陶渊明，并左右着他在人生进退之间的权衡和选择。在陶渊明所写的《饮酒》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苦闷，也看到了他“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的茫然。 公元400年，时当36岁的陶渊明第二次踏上仕途，赴任荆州刺史桓玄属下参军。不过到了当年冬天，由于生母病故，他便尊礼制还家守丧。三年期满之后，桓玄也因“篡晋称帝”，被挥军“勤王”的将领刘裕打败，后遭剿杀。也许是陶渊明感到了晋室中兴的某些希望，便接受了刘裕的征辟，前往京口，成为刘裕镇军府里的一名参军，不久又转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军府的参军。第二年春，刘敬宣上表请辞军职，随后，陶渊明也回了他在浔阳柴桑的上京里家中。 同年秋天，陶渊明的叔父看他依旧贫苦，便引荐他做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令。在官80天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免去职，写下了他人生的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反复权衡了人生的进退取合后，对归隐园田的决定和生活表现出乐天知命的自得之意。梁启超对此评说道：“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够自己受用了。他靠这种人生观，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一直到临死时，还是悠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然而，从陶渊明的形迹，以及各类诗文的表现来看，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也是矛盾重重的。陶渊明是世家子弟，曾经对他曾祖父陶侃的建功立业，又功成身退的事迹和风格引以为荣，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地方的中级官员，并且不在乎名利、清廉淡然。前辈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必将激励陶渊明积极处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样的心情，已在他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等诗句里充分地体现了，但是，世风日下、政道险恶，陶渊明深感“从政”或“建功”之想太让自己为难了，他既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个人资本，也没有准备从事“地下斗争反抗暴政”的野心，为了坚守“独善其身”的这后一道儒家之本色，更不愿去迎逢官场，同流合污。但是，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似乎还是没能彻底放弃“人世”，仍在诗文中表达、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居后的次年，陶渊明写出《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以及《感士不遇赋》等重要作品。在《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中，陶渊明说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且将世俗与政治喻为“尘网”，因而他便“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了。诗中重要之处，是说他本性自然，具有不适应“庸禄俗世”和“污浊官场”的气质。 在《感士不遇赋》里，陶渊明以历史上“正道直行”名士的悲惨遭遇这一违背“好人好报”俗成规则为写作动机，并大发感慨，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之所以“夷（伯夷与叔齐），皓（商代四贤）有‘安归’之叹，三闾（屈原）发‘已矣’之哀”，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大伪斯兴，真风告逝”之故。其世风表现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于是，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就无所作为了，因此，也就有了高士伯夷的老来饿死，贤者颜回的贫困早夭。 这样是非颠倒的世相使陶渊明感慨万分，再联想到自己，他便怀疑是“上天”不公道了。 反抗不行，做附庸傀儡不能干，出世的路已经堵塞了，该如何处理现实跟儒家精神的矛盾呢？无可奈何之下，陶渊明还是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言教里，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陶渊明不相信道教的修道成仙之说，也不信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之说，但他信命，相信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心情愉悦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么，从此而后，陶渊明真的“从隐而终”、“波澜不兴”了吗？ 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陶渊明依旧关注外界，他的济世雄心还没有彻底泯灭。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并非混身的静穆，所以他伟大！”似乎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各种矛盾在陶渊明心里交织着，主导着他的言行，甚至有时他还言不由衷，几经徘徊，才于晚年（56岁后）彻底“乐耕陇亩”。这多少显现出一种他对当时沧桑的无奈，对自己“归隐”也无奈的心境。 44岁时，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诗共13首。该诗通过对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刑天斗帝的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赞美，寄寓了他当时并不太想服从命运安排的复杂心情。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晋将刘裕起兵北征后秦，于八月收复洛阳，次年秋攻占了长安，并俘获了后秦主姚泓。东晋收复失地的消息，令国人欢欣鼓舞。陶渊明的朋友、左军羊长史奉使秦川劳军，陶渊明雄心再度勃发，赠诗以言志。 在诗里，陶渊明表现出对故国中都长安悠久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即将到来的九州“一统”尤感欢欣，虽然以他当时的政治眼光并不能察觉出刘裕的政治野心。然而在另一面，陶渊明却两次拒绝出仕为“著作郎”，一次是在他49岁时；另一次是在他54岁时。有趣的是，陶渊明却在其《杂诗十二首》之二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叹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一面在诗中表现出“惜寸阴”之情，一面也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发泄对人生虚幻的感叹；-面以“忧道不忧贫”、“吾驾不可回”来称述他的归隐之志，一面又因自己“黾倪辞世”，使五个孩子“幼而饥寒”，表现出“何时可免，念之在心”的愧疚之意。这样矛盾的心理，真实地显现了人间的世相，深沉并无处不在，正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公元413年，陶渊明在朝廷“征召著作郎”后，写出了极富哲学韵味的《形影神》诗三首。后世有识之士，对此分外重视，且评价甚高。梁启超先生说：“这三首诗，正是写他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言：“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以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 该诗由《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组成。诗的主旨，从人生必有死立论，反对佛教宣扬的“形尽神不灭、三世轮回”说，以及道教的“人可修道得仙、长生不老”说，后归结为顺应自然、乐以安命的人生哲学境界。按梁启超说，即“乐天委分”。这四个字，虽是摘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但足已代表他的人生观。 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了，也能够“躬耕非所叹”而“但道桑麻长”了，也“不言春作苦，但恐负所怀”了，更可以同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了！有了这样的人生观，陶渊明可以在他晚年（62岁）贫病交困时，婉言谢绝檀道济劝他出仕的美意，并拒收了檀道济所赠的“梁肉”。 <
- 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之比较研究
- 作者： 杨松冀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比较 陶诗 和陶诗
- 描述：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
- 全文：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精神无所止泊灵魂无所皈依的现代人，提供艺术的熏陶与生命的启示。 本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十一节组成。 第一章是诗源篇，这部分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从拟陶、效陶、和陶三个方面讨论了陶渊明作品的接受史，其中拟陶诗的代表诗人有鲍照、江淹、梅尧臣等，效陶诗的代表诗人有崔颢、韦应物、白居易以及乾隆皇帝等，在所有拟陶、效陶诗人中，当以白居易成就最为突出。专力和陶，始自苏轼，苏轼也是和陶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诗人。自苏轼后，和陶成风，代不乏人。成就突出者，宋代还有苏辙、李纲、吴芾，元代有刘因、戴良、郝经，金国有赵秉文，明代有李贤、陈良谟、祝枝山，清代有姚椿、钱陆灿、孔继嵘、舒梦兰，等等。明清两代和陶者众多，和陶诗作也很多，由于文献整理工作的跟不上，故很难对和陶诗的情况作更为详尽的统计与研究。第二，主要研究了苏轼和陶诗的情况，其实追和古人之作早已有之，第一个作和陶诗的诗人也并非苏轼而是北宋诗人胡宿，苏轼只能算作第一个大规模追和古人的诗人；其和陶诗的准确数目应该是108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09首或124首等；苏轼和陶诗主要以四种形式流传下来：一是单行本《和陶诗》集，二是苏轼诗文集中之和陶诗，三是笺注本东坡和陶集，四是诗话本和陶诗；现存的最好的版本当是北宋末年的“黄州刊本”，共四卷，存诗45题109首，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一篇。 第二章诗艺篇，分语言和结构两节，具体从炼字、选词、造语、用典以及对偶、句式、篇章等角度对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进行了比较。在炼字上，两位诗人都极为注意健字与活字的锤炼，陶诗炼字重在传神，苏诗炼字重在达意。在选词上，两位诗人趣向基本相同，皆是以单音节词占多数，并都大量运用文言虚词等，体现了一种自由灵活的精神；但苏诗无论是单音节词还是虚词以及总词数上皆多于陶诗，因而，苏诗信息量大，用词更灵活，而陶诗则相对要古朴；在造语上，陶无意为诗，“冲口出常言”而语自孤高；苏轼有意为诗，“诗参活句禅”而语自豪放。在用典上，两人皆擅于用典，且多为“传递性意典”；区别是陶诗多语典而苏诗多事典；陶诗常两句或多句一典，往往借典而抒情说理；而苏诗常是一句一典，往往情理已在所用事典之中。在对偶上，陶诗用对比例高于苏诗，陶诗以言对、正对为主，另还用了一定数量的叠字对、扇对，体现了对对仗艺术的自觉追求；苏诗以反对为多，扇对也多于渊明诗，其对仗艺术刻意求精求变，体现了对偶艺术化的追求。在句式上，论文从语法、节奏、修辞三个方面比较了陶诗与苏轼和诗的句式特点。从语法角度看，两者皆以常式句、两句一意的历时性句式为主，但苏诗句式更复杂多变；节奏上，陶诗以正常节奏为主，苏诗的句子节奏变化多，常出现非常规句子；修辞上，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中用得最多的都是反问辞格，相较而言，苏诗用反问句更多，使用方式更复杂；另渊明还喜用设问辞格而苏轼则喜用拟人与比喻等修辞格；在篇章上，陶诗多层次分明而苏诗多浑成一体，陶诗多一气直下苏诗多转折变化，陶诗多重起结苏诗不拘起结。 第三章诗思篇，此章从构思和表达的角度，比较二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 首先，论文从观物、感事、神思三个方面比较了二者构思之特点，具体而言，陶诗中多以物观物而苏诗多以我观物，陶诗常观物以情苏诗常观物以理；陶诗感事重在所感，苏诗感事重在事理；渊明诗思主要是感性之思与直觉之思，苏轼则是是理性之思与发散之思。 其次，论文从缘情、体物、叙事、说理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诗歌表现手法之特点。在抒情方式上，两位诗人皆是以含蓄蕴藉的表情法为主，陶诗情感较直露真切而苏诗则更含蓄内敛，陶诗往往移情入景借景抒情而苏诗则更多的是触景生情情化为理。在体物方式上，陶诗往往采用意象横向叠加、空间并置的方式而苏诗则往往对意象进行纵向的线性描述方式；陶诗擅于“形”的描绘而苏诗偏重“神”的感知。在叙事方式上，陶诗多平铺直叙苏诗多夹叙夹议，陶诗叙事较完整清晰苏轼叙事简略而富有变化，陶诗叙事见情苏诗叙事见理。在说理方式上，陶诗是以感受领会义理而苏诗是以智识阐发义理；陶诗说理自然平实，诗情哲理融合无痕；而苏诗说理意态纵横有理过其辞之嫌。 第四章诗格篇，此章分二节，第一节论风格，主要就平淡和豪放两种典型风格进行比较论析。第二节为审美鉴赏，通过比较二者诗歌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范畴，探讨他们诗歌的本质区别。 就自然风格而言，首先，两者最主要相似点是诗思运行自然，语词不加雕琢，结构不待安排，全凭神思自运，着手成春，自成文理。陶诗常是诗思与感觉合一，以口头语写眼前景叙心中思，跟着感觉走。苏轼学习模仿陶诗，其自然风格主要表现在其诗歌的“冲口而出，纵手而成”的不待安排上。其次，陶诗更多的是本真的自然，是心之所行的自然，是身之所居的自然，是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结合；而苏诗更多的是心之自然或思之自然，主要是以内在自然为主。 就平淡风格而言，陶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泊；苏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定。陶诗平淡出于自然。苏诗平淡出于才气。陶诗的平淡，是出于其本性的清静自然，也即是出于其内在的自然。另外，陶诗平淡，还来自于其诗歌中所描述的农村生活、田园风物等外在自然。苏诗的平淡是渐老渐熟的平淡，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淡，这种平淡，靠的是诗人的才气与功力。这种平淡，其实只是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平淡，而内在精神气韵上却一点也不平淡 就意象而言，首先，陶诗多自然意象而苏轼和诗多人文意象。自然意象即表现渊明隐居生活的农村田园意象，和陶诗中亦偶能见农居田园生活之意象，然其大多数的意象皆为虚构之象或传统意象即人文意象。其次，陶诗意象常具象征色彩而苏诗意象常带比喻色彩。 就意境而言，能于情景相融相生的意境之中，直接察见诗人的真性情，这即是一种不隔之境界。陶诗与苏诗同为不隔之境，然而，陶诗意境是一种纯出自然的人境交融型的不隔境界，而苏诗的意境则是一种天机自运的天才型的不隔境界。从意境中情与景契合的分量来看，陶诗意境重境的表现，苏诗意境重意理的阐发，故陶诗以境胜而苏诗以意胜。 就韵味而言，陶诗的韵味，主要有两种理解，有以苏轼为代表的“奇趣”说与以范温为代表的“余意”说。陶诗“奇趣”主要表现为“反常合道”之特点。苏诗也有奇趣，但不同于陶诗奇趣源于自然天成的无心之奇，苏诗奇趣是来自于智慧，来自于诗人的天赋诗才。陶诗“余意”亦即是苏轼所言的“至味”，这种“至味”，首先表现在其诗往往能将日常生活诗化，其次还表现在其诗往往常言中含至理。而苏诗之余意韵味，特别是那种能给人以久久品味的“余味”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苏诗有味而乏韵，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苏诗的缺点与不足。 第五章诗道篇，此章分三节，第一节从道统、家国两个方面论述二者的信仰危机，精神家园的丧失；就道统而言，两者分别表现为对所处时代“道丧”与“道裂”的担忧以及他们的维系道统的精神，陶渊明以退居田园安贫固穷精神实践道统精神，苏轼则以著书立说发明正道以维系道统。就家国而言，渊明是弃国而归家，苏轼则是舍家而报国。第二节从人生与人格两个方面，探究比较二者对生命存在的本体追索。在人生认识上，“吾生一尘，寓形空中”是二人对个体生命本质状态的共同认识。渊明的基本人生观是人生如尘、生寓死归，苏轼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为“人生如寄”的寄寓观。“此生泰山重”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他们的共同人生态度。渊明重生主要表现在其注意保养生命上，而苏轼则表现在不杀生、养生修炼栽种果蔬上。在人格上，他们都达至圣者人格，陶渊明表现为清圣人格，苏轼为任圣人格；陶渊明表现为归鸟与菊花之人格象征，苏轼表现为飞鸿与梅花之人格象征。第三节从生命境界与心灵归属两个方面探讨二人精神家园之不同。在生命境界上，两者都已经达至尽性知天委运任化的天地境界，其不同点在于渊明为乐天境界而苏轼为同天境界。在心灵归属上，渊明之故乡田园即是其心灵诗意栖居之地；而苏轼则以心理为本体，心之寸田尺宅即是安顿心灵之处。两位诗人皆为后人设想了一个现实的精神家园，即陶渊明之桃花源与苏轼的仇池。
-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对比研究
- 作者： 肖光亮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译者中心地位 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生态环境 陶渊明诗歌
- 描述：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
- 全文：随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问题方面时，译者的主体性吸引了国内外大 批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了翻译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此基础上，根 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来看(以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基础建立的)，译者扮演了 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即译者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处于主导地位。基 于此理论，通过对比分析陶渊明诗歌的两个译本，本文主要来探讨译者 的中心主导地位及其必要性。 对于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两门语言的差异使之成为一个更 加困难的工作。结果是造成了翻译家和理论家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同 时任何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译者中心论也是如此。 所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适应选择论就是译者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在本 文中，作者将进一步探讨译者中心论的有关问题。 以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本文总结了体现译者中心论的主要内容，即， 译者既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一个作者，来选择他的翻译策略。但是以 此同时，译者中心论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地翻译，而是也必须遵循一 定的规则和方法，即侧重“三维”转换：也就是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交 际视点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对原文、原语和译语 所呈现的“世界”、即对翻译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十 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简化一点的 表达式：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另外，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这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 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 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 的“世界”，译者选择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和对译本的最终行文。 译者翻译的好坏可以以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程度来判断：整合适 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最好；反之则最差。 陶渊明一生写了125首诗歌和一些散文，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关于乡 村和田野的。他的诗歌简洁，清新而自然。基本上他是为我们描绘了一 副田野风光和农名生活作息美景。之所以能写出农民的真实感受是因为 他有着相同的经历。陶渊明的诗歌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是在20世纪初期。 阿瑟·伟利在1918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诗170首》。在这本书上，阿瑟·伟 利翻译了陶渊明的12首诗歌。这是陶渊明诗歌最早的英译作品。后来， 汪榕培先生也是陶诗英译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 著名的语言学和词汇学家，更要的是他还是非常闻名的翻译学家。他对 陶渊明诗歌尤其喜欢，并且已经翻译了陶渊明的122首诗歌。迄今为止， 至少有七本陶渊明诗歌的英译本，在本论文中，作者将主要对阿瑟·伟利 和汪榕培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把胡庚申的翻译适 应选择论相关观点应用到陶渊明诗歌的两译本上去对比分析，同时将从 语言视点和文化视点等方面进行转换研究。我们都知道，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扮演着最为活跃和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其处于中心地位。没有了 译者，就没有了整个翻译活动，也不可能产生译本。译者必须充分发挥 其译者中心地位去完全理解原文然后翻译出有效的译文。 因此本文将从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以及交际视点来对比分析陶渊明 诗歌的两个译本。语言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 一)。此诗歌现有至少16种译本，无疑成为了陶渊明诗歌最有名的一首。 文化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责子》，探讨了文化方面转换的问题，比 如“行至学”的翻译。最后交际视点的转换主要是选择了《饮酒》(其五)。 通过对比分析，从而体现出译者中心地位无处不在。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地位；翻译生态环境；陶渊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