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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歌比较研究
作者: 王春秀  来源:辽宁大学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异同  语言  自然观  主题  田园诗 
描述:华兹华斯和陶渊明是英国和中国田园诗歌史上最杰出的田园诗人。两位诗人有着共同的对大自然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崇拜,并且都将它们作为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以其自然诗歌闻名并被冠以“讴歌自然的诗人”的称号。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深刻而广泛。他深入探索事物的本质,读者能感受到他
全文:华兹华斯和陶渊明是英国和中国田园诗歌史上最杰出的田园诗人。两位诗人有着共同的对大自然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崇拜,并且都将它们作为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以其自然诗歌闻名并被冠以“讴歌自然的诗人”的称号。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深刻而广泛。他深入探索事物的本质,读者能感受到他笔下的自然别开生面,独具特色。对华兹华斯来说,大自然不仅仅是山川河流、森林湖泊,它包含着更加深刻的价值理念和哲学思想。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歌的开山鼻祖。在经历了官场的起伏之后,陶渊明最终选择远离世俗的喧嚣,归隐宁静而淳朴的田园生活。他享受并热爱这种隐居的生活,并且创造了大量的讴歌大自然以及赞美乡村生活的诗歌。尽管华兹华斯与陶渊明来自不同的时代与国家,但两个人都提倡回归自然以净化和升华人们的心灵。这种相似之处也使得本论文具备了可行性和研究价值。本论文通过对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歌的细致全面的比较,试图从不同方面探究二人的诗作异同。除此之外,作者也努力探索二人诗歌创作异同的根本原因。作者真诚地希望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微薄贡献。本论文共包含三部分:导论,主体,以及结论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两位诗人的生平,以及前人对二人及其田园诗歌的研究,之后阐述了本论文比较分析所采用的视角以及其重要性。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该部分共由三章组成。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简要地介绍了田园诗歌在中西方的起源与发展状况。西方的田园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时的田园诗主要是以牧羊人的生活为主题。而东方的最早的田园诗出现在先秦时期,即诗经产生的年代。第二部分概括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在田园诗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这两位诗人均作品颇丰且作品质量上乘,他们在中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第二章分析概括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相同之处。此章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分析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相似的田园回归之路:二人均经历了早期的奋斗摸索,并最终选择回归田园。华兹华斯在历经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工业革命的冲击之后,选择转向大自然寻求真理与慰藉。陶渊明也在经历了腐败的官场之后归隐田园。第二部分探究了二人诗歌主题的相通之处,他们共同的主题是:描绘自然的美景,赞美乡村生活的恬淡,以及抒发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第三部分分析了二人诗歌语言的相通之处。他们均使用普通老百姓所常用的简单与质朴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之一。第三章分析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诗歌创作的相异之处。此章共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究了两位诗人体现在诗歌中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相异的文学传统。华兹华斯及其作品深受西方的基督教、泛神论以及卢梭的一些基本理论的影响。而作为东方文化及哲学传统的继承者,陶渊明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却是不同的内容。其早期作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中晚期作品则体现了道家以及佛家思想。第二部分讲述了两位诗人不同的自然观。由于华兹华斯受基督教及泛神论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皆有神性,这种神性体现在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和山河大川中。他认为人人生来本质纯洁善良,是后天的影响即世俗使人腐化。故华兹华斯推崇卢梭的“回归自然”理论。而深谙道家思想精髓的东方诗人陶渊明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人类可以从自然当中获取能量,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陶渊明将亲自归田农耕作为自己回归田园的途径,而华兹华斯只是呼吁人类回归童年的单纯与美好。第三部分探究了两人田园诗歌所体现的意境以及思想境界的不同。华兹华斯强调对自然的冥想,他把自然看作是老师,即知识以及内心快乐的源泉。他认为人与自然归属于不同的系统,即人与自然是分割开来的。在这点上,陶渊明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他提倡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思想跟东方文化所推崇的“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论是高度一致的。第三部分是结论。在主体部分对两位诗人做了细致全面的比较分析之后,结论部分强调并重申了此分析比较结果。并赞美了两位诗人所提出的回归自然的主题,以及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正确的自然观。最后作者肯定了两位诗人的诗歌语言风格与形式,并努力倡导诗歌创作语言的简单化、质朴化以及平民化。
《九日闲居·并序》评论赏析
作者: 佚名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新闻
描述:‍‍‍‍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
全文: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时渊明已过五十五岁,可见此诗是他的晚年所作。

  重阳节自古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据说如此可以延年益寿,《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然而这一年的重九,在渊明的宅边,虽然有一丛丛颜色各异的菊花,然苦于无钱沽酒,只能空食菊花。古人视菊为一种高雅而有气节的花卉,因她开在众芳凋落的秋天,故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话,这里所说的“九华”也就是指菊花,诗人有菊无酒,遂产生出无限感慨。

  “世短意常多”四句,以议论领起,解释了重九之名,并提出感叹人生的主题。意谓人生在世,不过如白驹过隙,正由于其为极暂短的一瞬,故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忧顾虑,也导致了人们企慕长寿永生的祈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按着时序的推移又来到了,人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以“九”命名的节日,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对它的喜爱正体现了对长生的渴求。这里“举俗爱其名”与小序中的“爱重九之名”一致。“世短意常多”一句炼意极精,前人以为是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句的浓缩,体现了渊明驾驭语言的本领(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露凄暄风息”至“寒华徒自荣”十句写景抒情,感叹自己有菊无酒,空负良辰美景。露水凄清,暖风已止,秋高气爽,天象清明,飞去的燕子没有留下踪影,北来的大雁还有声声余响。诗人说:据说酒能祛除心中的种种烦恼,菊花能令人制止衰老,而为何我这隐居的贫士只能让重阳佳节白白地过去!酒器中空空如也,积满灰尘,而秋菊却在篱边空自开放。这里描写了一幅天朗气清的深秋景象,与诗人自己贫寒潦倒的处境正成鲜明对照,自然景象的美好反衬出诗人心绪的寥落,大好的时光在白白消逝,盛开的菊花也徒自争艳,诗人于是感慨系之。

  “敛襟独闲谣”即写诗人的感叹,他整敛衣襟,独自闲吟,而思绪辽远,感慨遥深。想自己游息于山林固然有不少欢乐,但留滞人世不能就一无所成。诗人在这里不仅感叹人生的短暂,而且对人生的价值重新作了审视,诗中关于“深情”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隐隐约约地点出了作者悲从中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无酒可饮,而更大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与对自身价值的探求。故清代延君寿《老生常谈》中说:“《九日闲居》一首,上面平平叙下,至末幅‘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忽作一折笔以顿挫之,以下二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一意作两层收束,开后人无数法门。”就指出了此诗结尾的意蕴。全诗一气直下,其主旨似在表明人生短促而自己又不能及时行乐,空负秋光的悲叹,然忽又说“淹留岂无成”,更翻出一层意思,所以延氏说是“一意两层收束”。

  因为此诗结语的含蓄,似有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因而历来解此诗者就以为渊明在此中暗寓了他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借此表示了对前朝的留恋,并有志于恢复王室之事。“空视时运倾”一句中也系有感于时事的倾覆,“尘爵”二句则表达了愿安于时命,自保贞心的愿望,最后所谓的“淹留岂无成”,即暗指自己所以羁留人间是由于还抱着复国的希望,等待一展宏图的机会这种说法自然也不无道理,自来论陶诗的人也曾指出过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而是一个颇有感时伤世之情的人,龚自珍就说他:“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就指出了这种特征。考此诗序中所谓“寄怀”,诗中所谓“深情”,都似乎确有所寄托,以此推断,可能此诗确有寓意。鲁迅评陶潜说:“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诗即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生命两方面的认识。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挽歌》赏析
作者:暂无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新闻
描述:‍‍‍‍‍‍‍‍‍‍‍‍‍‍‍‍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
全文: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拟挽歌辞三首》评论赏析
作者: 佚名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新闻
描述:‍‍‍‍‍‍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全文: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廷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之比较研究
作者: 杨松冀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比较  陶诗  和陶诗 
描述: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
全文:陶渊明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苏轼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乃百代罕见全才,陶、苏二人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选择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以及生命实践的比较,揭示出二位诗人的诗歌特质及其异同,进而揭示他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和崇高的生命境界,试图为正在遭受精神无所止泊灵魂无所皈依的现代人,提供艺术的熏陶与生命的启示。 本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十一节组成。 第一章是诗源篇,这部分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从拟陶、效陶、和陶三个方面讨论了陶渊明作品的接受史,其中拟陶诗的代表诗人有鲍照、江淹、梅尧臣等,效陶诗的代表诗人有崔颢、韦应物、白居易以及乾隆皇帝等,在所有拟陶、效陶诗人中,当以白居易成就最为突出。专力和陶,始自苏轼,苏轼也是和陶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诗人。自苏轼后,和陶成风,代不乏人。成就突出者,宋代还有苏辙、李纲、吴芾,元代有刘因、戴良、郝经,金国有赵秉文,明代有李贤、陈良谟、祝枝山,清代有姚椿、钱陆灿、孔继嵘、舒梦兰,等等。明清两代和陶者众多,和陶诗作也很多,由于文献整理工作的跟不上,故很难对和陶诗的情况作更为详尽的统计与研究。第二,主要研究了苏轼和陶诗的情况,其实追和古人之作早已有之,第一个作和陶诗的诗人也并非苏轼而是北宋诗人胡宿,苏轼只能算作第一个大规模追和古人的诗人;其和陶诗的准确数目应该是108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09首或124首等;苏轼和陶诗主要以四种形式流传下来:一是单行本《和陶诗》集,二是苏轼诗文集中之和陶诗,三是笺注本东坡和陶集,四是诗话本和陶诗;现存的最好的版本当是北宋末年的“黄州刊本”,共四卷,存诗45题109首,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一篇。 第二章诗艺篇,分语言和结构两节,具体从炼字、选词、造语、用典以及对偶、句式、篇章等角度对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诗歌进行了比较。在炼字上,两位诗人都极为注意健字与活字的锤炼,陶诗炼字重在传神,苏诗炼字重在达意。在选词上,两位诗人趣向基本相同,皆是以单音节词占多数,并都大量运用文言虚词等,体现了一种自由灵活的精神;但苏诗无论是单音节词还是虚词以及总词数上皆多于陶诗,因而,苏诗信息量大,用词更灵活,而陶诗则相对要古朴;在造语上,陶无意为诗,“冲口出常言”而语自孤高;苏轼有意为诗,“诗参活句禅”而语自豪放。在用典上,两人皆擅于用典,且多为“传递性意典”;区别是陶诗多语典而苏诗多事典;陶诗常两句或多句一典,往往借典而抒情说理;而苏诗常是一句一典,往往情理已在所用事典之中。在对偶上,陶诗用对比例高于苏诗,陶诗以言对、正对为主,另还用了一定数量的叠字对、扇对,体现了对对仗艺术的自觉追求;苏诗以反对为多,扇对也多于渊明诗,其对仗艺术刻意求精求变,体现了对偶艺术化的追求。在句式上,论文从语法、节奏、修辞三个方面比较了陶诗与苏轼和诗的句式特点。从语法角度看,两者皆以常式句、两句一意的历时性句式为主,但苏诗句式更复杂多变;节奏上,陶诗以正常节奏为主,苏诗的句子节奏变化多,常出现非常规句子;修辞上,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中用得最多的都是反问辞格,相较而言,苏诗用反问句更多,使用方式更复杂;另渊明还喜用设问辞格而苏轼则喜用拟人与比喻等修辞格;在篇章上,陶诗多层次分明而苏诗多浑成一体,陶诗多一气直下苏诗多转折变化,陶诗多重起结苏诗不拘起结。 第三章诗思篇,此章从构思和表达的角度,比较二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 首先,论文从观物、感事、神思三个方面比较了二者构思之特点,具体而言,陶诗中多以物观物而苏诗多以我观物,陶诗常观物以情苏诗常观物以理;陶诗感事重在所感,苏诗感事重在事理;渊明诗思主要是感性之思与直觉之思,苏轼则是是理性之思与发散之思。 其次,论文从缘情、体物、叙事、说理四个方面比较了两者的诗歌表现手法之特点。在抒情方式上,两位诗人皆是以含蓄蕴藉的表情法为主,陶诗情感较直露真切而苏诗则更含蓄内敛,陶诗往往移情入景借景抒情而苏诗则更多的是触景生情情化为理。在体物方式上,陶诗往往采用意象横向叠加、空间并置的方式而苏诗则往往对意象进行纵向的线性描述方式;陶诗擅于“形”的描绘而苏诗偏重“神”的感知。在叙事方式上,陶诗多平铺直叙苏诗多夹叙夹议,陶诗叙事较完整清晰苏轼叙事简略而富有变化,陶诗叙事见情苏诗叙事见理。在说理方式上,陶诗是以感受领会义理而苏诗是以智识阐发义理;陶诗说理自然平实,诗情哲理融合无痕;而苏诗说理意态纵横有理过其辞之嫌。 第四章诗格篇,此章分二节,第一节论风格,主要就平淡和豪放两种典型风格进行比较论析。第二节为审美鉴赏,通过比较二者诗歌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范畴,探讨他们诗歌的本质区别。 就自然风格而言,首先,两者最主要相似点是诗思运行自然,语词不加雕琢,结构不待安排,全凭神思自运,着手成春,自成文理。陶诗常是诗思与感觉合一,以口头语写眼前景叙心中思,跟着感觉走。苏轼学习模仿陶诗,其自然风格主要表现在其诗歌的“冲口而出,纵手而成”的不待安排上。其次,陶诗更多的是本真的自然,是心之所行的自然,是身之所居的自然,是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结合;而苏诗更多的是心之自然或思之自然,主要是以内在自然为主。 就平淡风格而言,陶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泊;苏诗平淡源于其精神的淡定。陶诗平淡出于自然。苏诗平淡出于才气。陶诗的平淡,是出于其本性的清静自然,也即是出于其内在的自然。另外,陶诗平淡,还来自于其诗歌中所描述的农村生活、田园风物等外在自然。苏诗的平淡是渐老渐熟的平淡,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淡,这种平淡,靠的是诗人的才气与功力。这种平淡,其实只是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平淡,而内在精神气韵上却一点也不平淡 就意象而言,首先,陶诗多自然意象而苏轼和诗多人文意象。自然意象即表现渊明隐居生活的农村田园意象,和陶诗中亦偶能见农居田园生活之意象,然其大多数的意象皆为虚构之象或传统意象即人文意象。其次,陶诗意象常具象征色彩而苏诗意象常带比喻色彩。 就意境而言,能于情景相融相生的意境之中,直接察见诗人的真性情,这即是一种不隔之境界。陶诗与苏诗同为不隔之境,然而,陶诗意境是一种纯出自然的人境交融型的不隔境界,而苏诗的意境则是一种天机自运的天才型的不隔境界。从意境中情与景契合的分量来看,陶诗意境重境的表现,苏诗意境重意理的阐发,故陶诗以境胜而苏诗以意胜。 就韵味而言,陶诗的韵味,主要有两种理解,有以苏轼为代表的“奇趣”说与以范温为代表的“余意”说。陶诗“奇趣”主要表现为“反常合道”之特点。苏诗也有奇趣,但不同于陶诗奇趣源于自然天成的无心之奇,苏诗奇趣是来自于智慧,来自于诗人的天赋诗才。陶诗“余意”亦即是苏轼所言的“至味”,这种“至味”,首先表现在其诗往往能将日常生活诗化,其次还表现在其诗往往常言中含至理。而苏诗之余意韵味,特别是那种能给人以久久品味的“余味”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苏诗有味而乏韵,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苏诗的缺点与不足。 第五章诗道篇,此章分三节,第一节从道统、家国两个方面论述二者的信仰危机,精神家园的丧失;就道统而言,两者分别表现为对所处时代“道丧”与“道裂”的担忧以及他们的维系道统的精神,陶渊明以退居田园安贫固穷精神实践道统精神,苏轼则以著书立说发明正道以维系道统。就家国而言,渊明是弃国而归家,苏轼则是舍家而报国。第二节从人生与人格两个方面,探究比较二者对生命存在的本体追索。在人生认识上,“吾生一尘,寓形空中”是二人对个体生命本质状态的共同认识。渊明的基本人生观是人生如尘、生寓死归,苏轼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为“人生如寄”的寄寓观。“此生泰山重”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他们的共同人生态度。渊明重生主要表现在其注意保养生命上,而苏轼则表现在不杀生、养生修炼栽种果蔬上。在人格上,他们都达至圣者人格,陶渊明表现为清圣人格,苏轼为任圣人格;陶渊明表现为归鸟与菊花之人格象征,苏轼表现为飞鸿与梅花之人格象征。第三节从生命境界与心灵归属两个方面探讨二人精神家园之不同。在生命境界上,两者都已经达至尽性知天委运任化的天地境界,其不同点在于渊明为乐天境界而苏轼为同天境界。在心灵归属上,渊明之故乡田园即是其心灵诗意栖居之地;而苏轼则以心理为本体,心之寸田尺宅即是安顿心灵之处。两位诗人皆为后人设想了一个现实的精神家园,即陶渊明之桃花源与苏轼的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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